长征，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也不是战役，而是一次被迫实行的革命“大搬家”。红军的长征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的严重恶果，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又有着本身独自的特点:远征之路，没有雪山，也没有草地，但同样是艰难的、坎坷的、漫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只有2980余人，不及中央红军八万之众的零头，尽管几倍十几倍的敌人围追堵截，却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在长征中间还创建了一块根据地。作为单独行动的一支孤军，最早到达了陕北，成为各路红军长征北上的向导，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到进入陕南，开始创建新根据地；第二阶段是从1935年7月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到同年9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我参加了第一阶段的长征。

记得长征出发的第二天，在罗古寨击退敌人的进攻后，当晚于信阳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开始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起初，准备到桐柏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进入桐柏山区后，发现那里不具备创建新根据地的条件，敌人又前堵后追地围了上来。从鄂豫皖跟追出来五个“追剿队”的敌人从后面上来，从河南、湖北两面来的敌人也向桐柏山围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佯攻枣阳，吸引敌人，后掉头北上，向伏牛山前进，准备在那里建立立足点。

革命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也没有直路可走。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路也是曲折的。我们从桐柏山向伏牛山行进中，为了躲避敌人的堵截，几乎走成“之”字路或“弓”字路，不得不舍近求远。我当时骑着毛驴，随着部队左拐右拐，逐渐走出了山区，来到了豫西的平原地带。准备从泌阳、方城、叶县等敌人防守兵力比较空虚的地带乘虚兼程北上，继而穿过许昌至南阳的公路。

从泌阳以东向北，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许多较大的围寨，都是高墙耸立，栅垒重叠，为地主豪绅所盘踞，封建势力相当雄厚。每一座围寨之内，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数百条枪，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寨墙外围还筑有几米深的城壕，四周深水环绕；围寨的进出口处，架有一座座随时可以起落的吊桥。这些村落围寨，遥相呼应，遇有攻击者，则以烽火报警，俨然成为一道纵深宽广的防守阵地。我们一进入平原地带，就不时遭到围寨武装的骚扰阻拦。由于先头部队行动迟缓，使后面部队时停时走，进展比较缓慢。部队在一些围寨的冷枪冷炮声中，不时有零星伤亡。我走在部队中间，听到许多战士叫骂声、怨恨声。我也很着急，因为平原地区作战很不利，一旦敌人追上来，会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尽量做思想工作，稳定部队的情绪。

面对地主武装盘踞的“拦路虎”，攻又不易攻破，过又不便通过，即使绕道而行，也难摆脱冷枪冷炮的骚扰。军领导谁也不曾想到这中原大地的村落围寨，竟然密如蛛网，每一座武装据守的围寨，都成为前进路上的障碍物，成为不可随意逾越的平原堡垒。

走到马谷田附近时，军政委吴焕先来到了我们团，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宣讲了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他拿出部队出发时发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从头到尾念了一遍，然后很严肃地说：“我们就是要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广泛散发我们的宣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把枪口一致对外！对于每个围寨的封建武装势力，全军上下都要开展政治攻势，晓以民族大义，争取为我们让开一条通路。”他还说，为了争取一切时间，穿过围寨区域，迅速北上，各连队一定要严格掌握部队，不准随便进攻围寨，即使受到火力阻拦，也不可多加纠缠。在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我们纠缠不得，也耽误不得！他还明确地提出了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他一再要求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动，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最后，他说：“我们要想在两三天之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不能只是依靠枪杆子，还必须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以党的政策去争取胜利！”

吴政委讲完后，又问团长、政委有什么话讲，他还专门嘱咐我，现在是发挥政治工作威力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并让我把团里宣传队组织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吴政委来召开的这个会，大家感到很及时，贯彻下去一定会解决部队中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我很佩服吴政委的工作水平。

当天晚上，各连进行了传达贯彻，军政治部还连夜发来了刻印的传单。我也顾不得休息，立即组织宣传队，让他们按照军里要求，宣传我军北上抗日主张，主要是借路通过。要求大家照着传单宣读，每人准备一个喇叭筒，准备点能贴传单的浆糊或饭米汤，天一亮就行动起来，沿途宣传和张贴传单。

第二天的行军路上，再没有发生头一天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围寨还在寨门旁摆上桌椅，放了不少的香烟、茶水、食品，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红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二天大部队行动前，军政治部就事先派人打前站联系过。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专门给沿途的寨主头目写了信。军宣传队喊的顺口溜，也是郑位三编的。据说，他把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政策纪律，都编成四字一句的顺口溜，一路上广为宣传。可惜后面的几段内容我回忆不起来了，难以完整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有一个叫王家大庄的围寨，部队刚到那里时，寨城的城楼上扯起了各种形状的龙凤大旗，刀矛画戟立在两旁，并有鼓乐壮威。四周的寨墙垛口，都配以荷枪实弹的团丁乡勇，老远就朝着我们的队伍打着“嗬嗬”。当我们团走到寨子外面时，正赶上部队休息，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的人靠上前来，问我们是什么队伍?干什么去?战士们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朱德是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我们是奉命北上抗日的。”我听了战士们的回答，感到出发前的政治教育很有成效，战士们讲解得不错。

党的抗日救国政治号召，以及我们调整或转变了的政策、策略，在沿途的地主豪绅阶层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刚进围寨区那种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儿的紧张气氛没有了。一路上，部队多在野外住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中立，有的甚至持友好的态度，大大减少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力。这样使我军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注：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二十五军卷 1》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