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我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

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红原 — 若尔盖草原。1935年8月至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两度穿越这片大草地。

我军抵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

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我们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

一、卓木碉：另立"中央"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

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

二、朱德："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但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

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

三、分裂不得人心

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视团结。

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怀疑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

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不满情绪尤甚。调来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同志，就曾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他是黄埔五期生，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任过红军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他秉性刚直、豪爽，敢于坚持原则，陈述己见。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调红军大学执教，一面培训干部，一面积极支持刘伯承对张国焘的斗争，表现不错。

四、绥崇丹懋战役

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军事问题上。

当时，敌人发现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乃沿大小金川地区，布阵防堵。刘文辉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为打开南下通道，我们制订了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

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

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

根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我们作了具体部署。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我和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掩护后方。

10月8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深山绝壁和峡谷急流，易守难攻，不便大部队运动。战役开始后，我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首先向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强攻，以便渡河南下，与左纵队的进攻夹岸相应。但因守敌刘文辉部凭坚固守，我硬攻难克，右纵队渡河受阻。我们临时调整部署，令左纵队的四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11日，四军渡河成功，沿右岸疾进，12日克绥靖，16日克丹巴。与此同时，我左岸之三十军亦向南急进，15日攻占崇化，以一部继续向懋功方向发展。

九军二十七师于15日夜间，对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继而跟踪追击，于16日克抚边，19日溃杨森第四旅，占达维。20日，三十军一部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南逃，被我进占达维之二十七师主动截击，俘获一部；该师继而乘胜向东南发展，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至此，这一战役胜利结束。总计溃敌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

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九军二十七师连续作战，疾进五百余里，打得最出色。夜袭达维之战，行动秘密、神速，当部队摸进街里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上穿衣服，仓皇逃走。

战后，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这次战役的主要缺点是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未能及时转移兵力，配合左纵队行动，致使近半数兵力陷于无用武之地的状态；追击不力，对溃逃进山林的残敌搜索不够，影响了扩大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