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我和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当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根据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正通过草地边沿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北进。他们来电说，已从查理寺派董振堂带五军主力探查北进道路。阿坝地区人粮较丰，比芦花、毛儿盖要好得多。主力占领阿坝，很有必要，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多辟北进道路，必要时还可协助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先头部队即攻占了阿坝。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8月20日、21日，我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亦发电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告诉了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我和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8月24目，又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呢？把中央的决定和我们的劝告当耳旁风。我们左催右催，也没有用。

从8月22日起，我们率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漂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会被吞没。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一方面军的部队减员尤多，因为他们长途转战，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经不起恶劣环境的折腾。为减少死亡和发病率，党中央、前敌指挥部和各军领导同志，想了些办法。如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从绝境中求胜利；等等。“人定胜天。”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我军终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原。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确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难不倒的英雄队伍。这样的队伍，是永远不可被战胜的。

穿过草地，部队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兴啦。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住阿西，我、陈昌浩、叶剑英及前敌指挥部住巴西。两地相距不远，来往较方便。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北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8月26日，我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8月29日，我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当夜，敌进至大戒寺。次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我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当天下午3时，我们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揳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割成三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我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求吉寺前沿。那座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我遂令部队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战斗中，我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尸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擅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多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表扬。他牺牲时，年仅24岁，令人十分难过。我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忱。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100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这时，我们已令红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我突击。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9月8日，我们致电朱、张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

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接着，中央即以我们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9日，中央又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当天，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10日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一军团已在俄界），速出甘南。他们于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错误的。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