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郑位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程朗如是红安县永河镇椿树村程家下屋一位普通的工商业者。程氏兄弟3人，分别为朗如、纯如和友如。从上世纪初开始，郑位三同程氏兄弟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交往。最近，编者从程朗如先生的孙儿程新红手中得到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党校教师、其父亲程业学根据前辈生前的叙述写成的著作《郑位三与程氏兄弟》。此文不仅详细叙述了程氏兄弟与郑位三的深厚情谊，同时也解答了红安革命历史上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比如，郑位三为什么没有参加黄麻起义，以及他这段时间的去向等等。因为文章篇幅较长，故我们只选登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一张诗照

郑位三曾赠给我的父亲程朗如一张诗照，照片正面题字是:“朗如兄留作纪念，弟郑位三敬赠”,照片的背面是他题的一首诗:“忆我流亡日,招待赖吾兄,廿年成隐惠,今是表扬时。”40多年来，诗照经过两代人的珍藏，至今完好无损。
父亲与郑位三相识于 1918 年。当时,父亲在族人程海门、程栋臣合伙开设的永福庆号棉花行重庆分号管理帐务,收入比一般雇员丰厚,能维持当时一家人小康生活，还供两个弟弟程纯如、程友如读书。当时程友如考上省甲种工业学校,家里有人进省城读书,是很感荣耀的事情。这年冬天父亲探亲回家,见三弟放寒假带回一个同学。他就是郑位三。郑位三是黄安县北檀树岗乡马鞍山村人，距我们家乡县南永河椿树店100多里路。当时读书学生家境都不宽裕,加之交通不便,上学回家往返多是走旱路,同学结伴而行。我家常是郑位三往返歇脚之地,路途疲劳,住歇两三日是常事。友如是父亲最小的弟弟,父亲对他特别关心和爱护,很尊重他与同学之间的感情,因此,也把郑位三视同自己的亲弟弟一般。此时家里还有刚长大成人的二弟程纯如，因其年龄与郑位三相仿，彼此都很合得来。程友如、程纯如、郑位三经常在一起玩,晚上3人共睡一床铺,十分亲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郑位三、程友如等进步学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郑位三在肖楚女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 年郑位三毕业回到黄安老家一所学校任教，程友如毕业后考入道路讲习所，后来在汉口市政府工务局任测量员。郑位三回黄安后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于1925年冬由戴克敏,戴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派遣军政人员来黄安“清党”“改组”,宣布解散各级农民协会，下令通缉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 92 名共产党员。1927 年 9月,担任代理县委书记的郑位三与陈定侯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县委委员和各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拟定《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和《中共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随后领导檀树和紫云两乡农民举行“九月暴动”,拉开黄麻起义的序幕。不久，九月暴动在国民党第30军和土豪劣绅的清乡团进攻下严重受挫。下一步该怎么办?县委决定派郑位三、戴季英再去武汉找省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因路途风寒劳累,郑位三病倒了，只得由戴季英一人向省委汇报黄安农运情况。鉴于郑位三正在病中，省委决定派王志仁接替郑位三县委书记职务,并成立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安麻城两县的武装斗争，之后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当时武汉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中心，白色恐怖笼罩江城，病中的郑位三需要找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地方休息和调养身体，于是选择到黄安永河程家下屋程朗如家暂住。当时，黄安县南与县北的情况不同,矛盾和斗争不很尖锐,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平静。黄安县著名的江、吴、程、谢四大家族集中居住在这一带，是封建政权比较稳固的地方。父亲朗如和二叔纯如兄弟俩都在永福庆号棉花行供职，当时家境也较好，没有人怀疑他们会与共产党有联系。其时我的祖母得了一场大病,父亲孝心重,请假回乡求医治疗并照料了一段时间。一个冬天的下午,郑位三突然来访,几年没见,他和以往不一样，面色苍白而消瘦，头发蓄得很深，衣服也很脏，显然是害了一场大病。父亲让他洗了个澡,换上自己的衣裳,并把他安排在里间夹房里休息。父亲知道郑位三与友如在学校里都积极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听说县城出榜通缉一批人中，董必武、郑位三名居榜首。虽然父亲当时对革命道理并不大懂，也很少过问政治,但对社会的黑暗、世道不公心怀不满,对革命取同情态度。他深信郑位三是个好人,好人落难,理当相助。父亲一生为人谨慎,他嘱咐郑位三千万不要出头露面，连一日三餐饭都是送到夹房去吃的。因此村里人都不知道我们家里住着一位“长客”。一个多月后,郑位三身体逐渐康复.病愈后的郑位三急于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恰在这里,父亲在汉口做白铁手艺的表弟徐存贤从武汉星夜赶回程家下屋,带来程纯如的口信:武汉方面可能增兵进剿,黄安不安全,速来武汉,三弟已另行安排了避处。这样，急促之中,郑位三带着父亲送的 8 元大洋,趁天还没大亮离开了程家下屋再次来汉口，找到在永福庆花行管伙食帐的纯如。继而与友如相见,由友如将其送至武昌流芳岭妻兄舒少轩家。舒少轩的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老中医，在流芳岭开了一家中药铺，郑位三以学徒的身份在流芳岭药店暂避。照片题诗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背景。1949年,根据郑位三身体虚弱多病的情况，党中央批准他回中原地区休养。11月上旬他从北京动身,经济南路过徐州返回武汉。火车进入湖北境内,他远望连绵起伏的大别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是他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他忘不了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同志和战友，忘不了当年奋起闹革命的众乡亲，忘不了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党的干部的人们。一路上他吟了好几首诗,这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写在照片的背面赠给父亲。“忆我流亡日”中的“流亡日”是指黄麻起义前后他在病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那一段时间。“招待赖吾兄”中的“招待”是指在我家养病时为他提供的住宿、饮食、煎药、洗衣等生活上的照顾。“赖吾兄”虽是指我父亲程朗如，实际上也包含着“赖吾嫂”的意思。因为这些具体的照料是通过我的母亲杨杏枝实现的。后来，他每与父亲谈及这段往事时，总是赞不绝口:“大嫂真贤惠!”“廿年成隐惠”中的“廿年”是个大致时间,即是从 1927 年到1949年这22年时间,彼此都为这件事保密,无旁人知道。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一旦走漏了风声,郑位三就会遭逮捕和杀头,父亲一家也会因为窝藏“共匪”受到株连。所以他认为在这安全避难、养好了病所得到的这种“惠”只能是一种“隐惠”。“今是表扬时”是指如今革命胜利了,20多年隐秘的事不必再隐瞒了,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党的干部是值得表扬的。虽然如此,父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做的，他从未向外人炫耀这一段历史,也从未将诗照给别人看。因为他奉行做人的准则是:“识英雄于末路，济壮士于穷途，施恩图报非君子。”

一笔汇款

1928年6月,在汉口永福庆花行供职的二叔程纯如接到一封从九江寄来的落款为“直怀”的来信，感到莫名其妙，九江没有亲戚朋友，更不认识名叫“直怀”这个人。但一看信的字迹和内容便明白了是郑位三写的。

纯如兄:得你和友如兄之助，我在舒少轩处学艺数月后转九江药店帮工又有 3月余。离家日久,思念亲人,欲于近日动身回乡探亲，因家乡路远，旅途费用不足,望收信后寄些钱来以资途需,日后再谢。

弟直怀 六月五日

纯如恍然大悟，“直怀”其实就是郑位三原来名字植槐的同音，他是怕牵连别人而在信中用的化名。他清楚地记得半年前他托表弟徐存贤专程到程家下屋带口信让郑位三速来武汉，是友如把他送到妻兄舒少轩处才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纯如一贯重义疏财，他按信中提供的地址和化名给他寄去 12元,这是他当时月收入的一大半。可钱寄出后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他以为是寄失了。直到全国解放,郑位三来武汉彼此见面,提到那次汇款之事,郑位三说:“汇款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正得用。”他告诉纯如,那时他得到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重返大别山区的消息，急于启程找到这支部队,收到的这笔汇款给他帮了大忙。他离开九江,经过长途跋涉,跨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4省来到红安县与光山县交界的柴山保，终于找到了工农革命军。他和他的战友又重逢了，他和吴光浩、吴焕先、戴克敏、吴先筹、王秀松、戴季英等同志一起在柴山保开始了开辟鄂豫皖苏区的斗争。解放前二叔纯如与人合伙在武汉办过卷烟厂和榨油厂，土改时他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1953年在武昌二十五女子中学任总务处事务会计，并加入工会。1960年退休，经郑位三介绍被武汉市文史馆聘为馆员，直到1984年病逝。郑位三在武汉和北京居期间，与纯如都保持着直接往来或通信联系，并互赠有照片。

一幅合影

1949年年底,郑位三调到武汉,住在武昌菊垸西街湖北省革命大学院内,与三叔程友如的住处隔街斜对。昔日的老同学有机会经常相见和叙谈。这时三叔在武昌第一纱厂上班，后调至武汉市纺织工业局任基建科长。父亲已失业多年，在三叔所在的厂里间断找些临时工作干，鉴于父亲无固定的职业。郑位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武昌一家花纱布公司搞仓库保管员。父亲在那里上班近一年时间,每天要从堆积如山的棉纱包爬上爬下，清点货物,这对于当时年已 65 岁的人来说显得吃力。他决定还是告老还乡。临行前他和三叔一起去拜访位老。位老劝他不要返乡，就在武昌设法另谋职业。父亲说,家属已经先送回去了,享福吃苦都在一起，回乡后一家生活还是靠老三接济。郑位三见父亲主意已定，也没再劝留。他提议临行前一起照一张像。那次拜访,三叔父带着他的小儿国治。他一听爸爸和伯父要和郑叔叔一起去照像，心里乐开了花。三叔说:“小孩就不要去,我们一会儿就回的,你就在郑叔叔家玩。”可刚满7岁的国治哪里肯依,非跟着大人去不可,并且撒娇扒在汽车门上不下来，位老对三叔说:“就让他去吧,带上带上。”到了武昌显真楼照相馆，郑位三要父亲站在中间,他和三叔分立两旁,父亲急了,连声说:“不行,不行,你是首长,应该是你在中间。”赶紧站到侧面去，同时把郑位三拉向中间。郑位三说:“不要推让了,今儿这里你是大哥,应该站中间。”又一番拉扯,父亲拗他不过,终于还是被推到中间位置,照下了这张像，在前面盘脚而坐的就是那个调皮鬼国治，后来我们叔伯兄弟姐妹都羡慕他碰上了这次好运气。父亲每当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时感慨不已:身居高位,享有盛名的郑位三仍不忘旧情,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待人还是那样谦和多礼。

一纸留言

土地改革后，属于父亲的一石五斗五升田仍归父亲所有。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没有再将田出租，而是雇请了一名长工耕种，他和另一户村民合伙买了一头耕牛，轮流放养，共同使用。父亲精心放养和照管耕牛,并和母亲一起从事田间一些辅助性劳动。但靠这点农田收人过日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年支付的十八石谷的雇工工资和交纳的公粮占去总收人的一半，所剩部分不足开支包括雇工在内的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费用，再加上我们姐弟三人在校读书，因此经济上还不得不依靠在武昌第一纱厂供职的三叔友如按月接济。郑位三对父亲丧失劳动力后的家境困难十分关注。他在武昌菊湾西街居住期间，与三叔互访接触的机会更多，见面总要问及在乡下的父亲的生活情况，还不定期地托三叔寄些钱到乡下来。
一天晚上,郑位三来到三叔家,恰巧三叔在厂加班未归。三婶舒淑芳耳聋,与她谈话困难,坐等了一会还不见三叔归,便起身告辞,并交给三婶五十万元(旧币),三婶不收,并坚持留他多坐一会，等三叔回来。因与三婶讲话困难，他只得临时找了张寸把宽的小纸条,在正反两面写上几行字,正面写的是钱的分配数“给少轩二十五万,给朗如十五万，给静存十万”，反面写着:“我有事要急回不能等。”字条上的少轩即舒少轩,是三婶的哥哥,朗如即我的父亲,静存是三叔的另一位好友,三婶耳聋,但能识字,她看了郑位三写的纸条，意思就全明白了。这张字条留言由三婶交给她的长子程业勤一直保存至今。对于郑位三经济上的支援，父亲深为感激,但同时又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也是靠工薪收人过日子，也有一大家人口，交往的人又多，开支大，父亲多次给三叔去信表示，他不能再让位老为他花钱,他在乡下生活得很好。1955 年郑位三迁居北京，在武汉的头几年，父亲几乎每年要下一次汉口，1954 年起就没有再去武汉了，这期间郑位三有几次带口信叫父亲去玩玩,父亲却推说年纪老了,行动不便,终于没有去。我当时年纪小，对此很不理解，记得我曾就这事问过父亲:“位老带信叫你去为什么不去?”“去了麻烦。他太讲礼，总要把一些钱。”父亲的回答更使我莫明其妙:“我们读书不正是需要钱吗？再说您当年冒那么大的风险,让他在家里藏了那么长的时间,不也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吗？他报答您也是应该的嘛!”“谈不上是对革命的贡献。”父亲解释说：“我当时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当时主要是出自情义,因为他是你三叔的同学，这只能说是出于一种私人感情。识英雄于末路,济壮士于穷途，施恩图报非君子。我根本也没有想得到什么报答。位老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可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多年来,他已经报答得够多了。人应当知足,知足常乐,我怎能还去增加他的麻烦和经济负担?”这确实是父亲发自肺腑之言，更体现前辈做人品格之可贵。

一幅挽联

三叔友如从武昌第一纱厂调至武汉市纺织工业局任基建科长,工作十分繁忙,经济负担也很重，每月给乡下我父亲的生活费照寄不误。1953 年秋，长子业勤毕业于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分配到长春参加工作,翌年他的次子复兴、三子国治和两个侄女（我的姐姐）如璋、业璧分别在武汉和红安同时考上了初中。他为后辈的进步和有新的学习机会而高兴，同时又感到这肩上担子分量的加重。这年年底,国家选送一批机械化施工技术人员赴苏联列宁格勒实习，业勤被光荣入选，当友如收到业勤从长春寄来的信得知这一消息时,喜出望外,感慨万分,当即回信对他进行鼓励,特别强调不要因为担心家庭而分散精力。写这封信的时间是 1955 年的元旦。三叔并非单纯为了勉励业勤集中精力赴苏学习，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也确实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写这封信的那年年底，死神却在悄悄地向他靠近!三叔患的是肺癌,咳嗽不止,痰中带血,时发高烧,呼吸不畅,经医院透视拍片，发现左肺肿癌。医生建议住院，但当时对于手术治疗也无把握,考虑到年纪大,怕手术吃不消，三叔选择中医治疗。1956年3 月 14 日,他将自己的病情和想法给郑位三写了一封长信，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的末尾写道:本来我不该将这种事麻烦你,妨碍你的休养，但是因病中思想混乱,所以也就不由自主的写了这些,并且认为将来万一好不了，我在病中的情况应该告诉你知道，以便将来转告汉生(汉生即业勤的小名,赴苏学习未归）。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名医治疗,吃中药,我不愿意就西医的手术治疗（这就是我一生的固执性),如果中医没有办法，就准备拖下去算了,这也就是苟延的办法。位老，我原来打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恐怕不能如愿了，尤其是在国家进步神速，大家搞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时,我反得下这种怪病,在家休养，内心更是焦急不安，再谈吧!视你身体健康！

浦云同志及诸侄都好！

程敬恒书 56.3.14

死神毫不留情地夺去了三叔的生命。友如于 1956年 6 月 5 日带着未能投身于工业化建设的遗憾和对亲人,好友的依恋离开了人世,年仅56 岁。武汉市纺织工业局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二叔程纯如在追悼大会上代表家属讲话，以万分沉痛的心情追忆友如的一生并表示深切的怀念。在北京的郑位三得到友如病逝的噩耗，悲痛万分。他回顾 30 多年来同友如的交往：4年的同窗共读生活,情同手足；他忘不了参加学潮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峥嵘岁月，他和友如在上街的游行队伍中携手同行高呼口号奋勇向前；他忘不了黄麻起义受挫后，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是友如三兄弟合力帮助使他养好了病,躲过了反动当局的搜捕；他忘不了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拒绝武汉汪伪政权利禄的引诱,毅然拒聘,宁可回乡务农,伺侯老母；为响应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在地方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奔走。在往日的同学中,有的升了大学,有的做生意发了财,有的得了高官厚禄,还有的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追随蒋介石打内战。而友如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帮助共产党做了不少的有益的工作。他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他是个朋友，最知心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可如今他却离开自己远去了，想到这里,他含悲提起笔书写了一幅挽联：

友于（如）学兄千古

一生辛劳对社会是民主性的好人

卅年交谊对我个人是知心的益友

弟郑位三挽

这幅挽联挂在程业勤家客厅墙上三叔的遗像两旁，这既是郑位三对程友如一生的客观评价，也是郑位三与程友如友谊的见证。 

来源：红安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