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工农革命第七军和黄安县委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戴季英等在黄安县紫云区（今红安县檀树岗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决定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关于这次会议内容和开会地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战史资料和烈士资料上记载得非常清楚。但是，河南省新县文管会硬说这个会址不清楚。要重新考查。于是他们在《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上发表《清水塘会议时地考》一文（以下简称《时地考》），用在群众中调查访问得来的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将原来的会议日期和开会地址全部否定，另立一处，说清水塘会议地址在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今新县陈店乡）的观音堂（对外称清水塘）。此说一出，一些了解当时革命斗争情况的红军老干部都不赞成，并就此发表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清水塘会议遗址

鉴别清水塘会址到底在哪里，只需拿出充分的证据进行再核实就可以确定。而新县文管会1988年11月25日又写了《清水塘会议的确切地址究竟应在哪里》（以下简称《究竟在哪里》）一文，又重弹《时地考》的老调，他们在考证这个会址的两篇文章中，硬是要找一些不能成立的理由进行争辩，给考证核实工作增添麻烦。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01关于地名问题

新县文管会在《时地考》一文中说：“檀树岗之西有两个清水塘：一个在程维德村附近，一个在河南塆水口寺附近”。按照他们提供的上述两个地方的清水塘，我们进行了专门调查。其结果是：①我们在红安境内跑了大约30平方公里，查了大小42个村庄，只有一个村子叫清水塘。我们在新县境内跑了20多平方公里，查了大小33个村庄，没有一个村子叫清水塘；②河南塆水口寺附近的清水塘是方家洼村旁的一口小池塘，不是村庄；③新县文管会说当时为了保密，把一座名为观音堂的破庙对外称清水塘，我们寻到观音堂遗址，在与观音堂相距大约200米的方家洼村，访问了该庙原来的住户和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说从古至今一直叫观音堂，没听说叫清水塘，也没有混合叫法——时而叫观音堂时而叫清水塘；④清水塘会议，如果真的像新县文管会所说的那样是在观音堂举行的，对外则称清水塘，那么它只会加深当事人和知情人对观音堂的记忆，而不会消磨他们对这一具有历史性情节的印象。但是，我们反复查阅有关老同志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材料和谈话记录，没有发现一个人讲到在观音堂举行的这个保密的会议和保密的地点。由此可见，新县文管会提出的会址连地名都不能成立，何以谈得上在那里（观音堂）开会。

02关于可能性的问题

新县文管会说程维德村附近的清水塘“距敌人很近，若在这里开会，可能性很小”。考证是讲证据，不是讲可能性。也就是说，应凭事实，不凭判断。若凭判断，那么，“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就不可能了，因为汉口是刚刚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在地，并正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然而，这确是事实。毋庸置疑，清水塘会议在程维德村附近的清水塘召开，其道理也一样。

我们还是根据资料说话，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敌军资料》记载：“1928年4月，陶部18军担任清乡，胡部19军坐镇武汉，并有一部分开赴黄冈围剿，向潘塘、夫子河集中之任应岐部进攻。经陶部在宋埠予以重创，任部完全离鄂，胡、陶电冈、安、麻、陂四县地方各团体速组自卫团。同时另电严敬师兼顾剿清四县余匪。”“5月9日，黄安县请求加派军队，县驻防军只有一营，兼顾城乡。善委会所属之警卫团有枪无弹，未经训练，不堪应用，电恳冈、安、麻清乡主任吕团长加派军队二连，会同桑营长节制指挥，以一连驻河口，一连驻八里塆，两连仍驻北乡七里、紫云两区，两连驻守县城，限十区自卫团同时成立。再由桑营长调遣军队四方游击。”上述两段引文说明：1928年4月间黄安北乡七里、紫云两区没有敌正规军，只有反动民团。5月间，七、紫两区也只有敌正规军两个连。其驻地是七里区的七里坪和紫云区的长冲（国民党区署所在地）。9月间紫云区的长冲、箭厂河才驻敌正规军一营。从有关红军老干部的回忆材料看，第7军从木兰山返回紫云后是打游击，《敌军资料》表明，敌人也是“四乡游击”，檀树岗距敌驻地长冲6华里，清水塘距长冲则有10华里，敌人在长冲只驻有一个连的部队，而清水塘村离长冲又有那么远，请问《究竟在哪里》的作者，你们根据什么在文末所附地图上标明“檀树岗是敌军司令部”？又凭什么下结论说“檀树岗这个小集镇附近的清水塘则是敌人的势力范围”呢？新县文管会没有引证任何一点有关敌人进驻资料的情况下，随意编造敌情，然后大谈在某地开会可能性小，在某地开会可能性大，全属主观推断，不能成立。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过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我们党和军队集会和决议一个问题比现在简省得多。正如戴季英同志1944年谈到清水塘会议内容时所说：“是简单的，不成理论的。”战争年代，尤其是形势紧张的时候，在敌人进攻或包围的空隙里开会是常有之事，在哪里开会，不在哪里开会，要看有没有事实根据，不能靠判断。

03关于会址问题

关于会址问题，《战史》上写得很清楚：“在檀树岗以西之清水塘举行会议”。

《红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1页的记载

稍懂文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这是省去县名指出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的一种省略指称法。很明显是指黄安县境以内，不是指县境以外，如果是指县境以外必然要冠以县名，如果是指省境以外必然会冠以省名。柴山保的清水塘（池塘）、观音堂，历来属河南光山县柴山保（今新县陈店乡）管辖，如果会议是在观音堂（对外称清水塘）召开，《战史》的编者必然会冠以“河南省”或“光山县”，至少要冠以“柴山保”来指称那个清水塘（原叫观音堂）的位置。其所以《战史》上没有那样写，是因为会议不在那里开。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战史资料，有关清水塘会议地址的记载不只一处，而是多处。在《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吴光浩》一文中是这样写的：“5月间，吴光浩与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便在黄安县清水塘集会，决定开辟柴山保……”《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是红四方军战史编委会1963年7月编印的，是红四方面军战史和战史资料的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写明是“黄安县清水塘”，而《究意在哪里》一文的作者说：“历史终归是历史，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和歪曲。”那么，到底是谁在篡改和歪曲历史不是很清楚的吗？

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8页的记载

关于清水塘会址在黄安县檀树岗以西的清水塘村，不仅有多处文证，还有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证明材料。第7军党委会成员、黄安县委代理书记、清水塘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戴季英同志1982年6月28日在谈到清水塘会议地址时说：“清水塘在檀树岗西三里多路远，住着三户人家。”《究竟在哪里》一文说，戴老对“开会地址是清水塘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这是他们听到的，我们没有听到过，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去争论。第七军军部通讯员程启光同志1982年7月26日就清水塘会议地址问题出示证明：“在湖北黄安檀树岗西三里的清水塘村召开的。”我们认为当事人和直接见证人的回忆证明材料具有可靠性的主证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知情人为会址作证。郑位三同志早在1960年3月就清水塘会址在何处的问题，明确答复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清水塘是一个小塆子，有三户人家，它离程维德约二里地。”《究竟在哪里》一文为了否定位老的证实，说什么郑位三同志对他们讲“不大清楚”。大家都知道，位老一向谦虚谨慎，他绝不会对红安的同志讲一套，对新县的同志另讲一套。吴先恩同志原籍黄安，现属新县，他听说新县文管会在柴山保的观音堂立了一个关于清水塘会议的纪念标志，很生气。1982年8月1日晚，在接待红安县党史办的郭家齐、彭希林等6位同志时，语重心长地说：“5月举行的清水塘会议，开会的地点是黄安檀树岗西面那个清水塘，不是柴山保的那个，这个地点红四方面军战史上写得很清楚嘛！战史是当事人主持编写的，还有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可以证明，是不会错的。黄安城失守后，鄂东军撤到紫云区闵氏祠堂集合，这个闵氏祠在太平寨下面，现在属河南新县，历史上事情在哪里发生就写那里，不要两处立标志，你们可以把我的意见向新县纪念馆的同志转告一下，统一起来。”同年9月，郭家齐同志随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同志等到新县调查收集红28军战史资料。在22日的座谈会上，郭家齐同志向新县文管会负责人陈士农转达了吴先恩副司令的意见，说吴副司令坚持原则，讲了几句公道话。文管会负责人陈士农听了不高兴。于是借转达意见人之口进行造谣，胡说：“吴副司令说：干脆，旧址一县一个，闵氏祠（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划归新县，清水塘就算是红安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像老首长讲的话。这里必须指出，吴先恩同志1982年对红安同志谈清水塘和闵氏祠两个革命旧址问题时，全是讲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1932年10月他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了，不知道他走后重建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在谈两个旧址问题时，完全没有涉及红二十五军。《究竟在哪里》一文的作者在闵氏祠后面加上“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的括注，说是吴副司令讲的，这完全是捏造。吴先恩同志逝世已一周年了，作为党史工作者，要秉笔直书，不能让这位老革命家在九泉之下为此事而受委屈。

总之，我们有大量的文证、主证和旁证，证实清水塘会议地址确在红安县檀树岗以西的清水塘村，这是不以今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郭家齐，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员，副编审，湖北省党史学会会员。1935年出生，1952年参加工作，曾任县报副主编、县文化博物馆馆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县委党校副校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史办公室主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从事地方党史研究，为红安和鄂豫皖苏区党史工作做出很多贡献。主要编著有《红安县革命史》《黄麻起义》《红安革命歌谣选》等，参与编写《鄂豫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5卷本)。其中《红安县革命史》和《黄麻起义》获湖北省党史优秀成果奖，《黄麻起义》为全国党史研究成果，收入《中共党史专题研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