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5年3月初，我们复挥军南进，连克仪陇、苍溪。共歼田颂尧、罗泽州部五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我军忽北忽南，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则利用这一机会，勘察地形，训练部队，隐蔽造船，加紧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嘉陵江为巴蜀的四大名川之一。源出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而南，自广元起，汇合白龙江水流，一泻千里，直下长江。两岸山峦耸立，水面宽阔坦荡，堪称天堑。当时，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一线的江防任务，由敌邓锡侯、田颂尧部担任。敌人的兵力部署是：邓锡侯部21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江口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15个团守备江防，以六个团分置于广元西北之车家坝和昭化东南的剑门关，作预备队。田颂尧部32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至南部县境的新政坝，共四百里的沿江地段。其中，28个团守备江防，另有七个团配置于阆中以西的衣思场地区，为总预备队。3月上、中旬，我带领孙玉清、杜义德等同志，沿江勘察地形和水文情况，选择主渡点。而后，制订了渡江作战计划，提交方面军总部讨论。

根据敌人阵势，我们决定从苍溪和阆中之间约百里的沿江地段，实施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这带是田颂尧的防区。该敌曾屡遭红军打击，士无斗志，畏我如虎。又因江面宽阔，敌意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渡江。敌兵力配置单薄（仅有三个团，前沿只有四个营），防守亦较疏懈。主渡点塔子山地区地形不错，河道弯向我方，水势平稳，又有塔子山雄峙东岸，居高临下，便于我隐蔽船只，发扬火力，掩护强渡。对岸前沿是一片平滩，纵深为丘陵起伏地，利于我渡江部队抢占登陆场，展开兵力，两翼迂回（起初将主渡点选在阆中以北，我们派一个班偷渡过江，被敌发现，仅剩一名会泅水的战士回来，后才改为塔子山）。我军如出其不意，一旦强渡成功，便可造成摧枯拉朽的战役态势，席卷西岸守敌，乘胜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进击甘南创造条件。

我军的渡江作战部署如下：

三十军为渡江主力，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守敌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

三十一军居右，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保障我右翼侧的安全。

九军居左，从阆中以北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的守敌，保障我左翼侧的安全。

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则向梓潼方向发展。

方面军总部炮兵营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 

总部分工由我负责渡江战役的指挥工作，陈昌浩于东线指挥三十三军及地方武装牵制敌人。

这是我军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强渡江河作战，准备工作至关紧要。一要军民协力，迅速完成上百只木船和三座竹扎便桥的营造，解决各路部队的渡江工具。二要深入政治动员，利用支流河汊苦练渡江本领，保证部队具有必胜信心，熟练掌握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三要根据各自担任的任务，研究敌情，侦察地形，层层制定周密的具体作战方案。四要绝对隐蔽、秘密，包括侦察、训练、造船、集结等，以保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各项准备工作，要求3月下旬完成。

为迷惑敌人，3月下旬，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向南进攻。敌人判断：红军“希图突破二、三两路阵地，均因官军防守甚严未逞。近忽改由营（山）、巴（中）方向移动，有突破四路军企图。”并据此调整部署，防我南进。

3月28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事先，各强渡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从几十里外把船只抬到江边，伪装隐蔽，敌人毫未觉察。结果，渡江很顺利。主渡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先头团，首先从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成功，全歼对岸守敌一个营，巩固了登陆场。继而，八十八师的另两个团渡江，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溃敌一个增援旅的反扑。大部队陆续跟进，向纵深发展。我和方面军指挥部，于次日上午跟三十军过了江，直趋剑阁。与此同时，右翼三十一军和左翼九军，亦分别从苍溪以北和阆中以北地区，强渡成功，向前扩展。继后，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我四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

从渡江到攻打剑门关，是突破缺口的阶段。

我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人。左翼九军一部在四军一部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歼李炜如部三个团。右翼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一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三十军及九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以八十九师控制县城，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三十一军攻占剑门关。

我随中路行动。带着一名参谋，一个通讯队，一个警卫队。每次打仗，这两支队伍都跟着我们行动。通讯队负责架设电话及侦听和破坏敌人的电话联系；警卫队负责我们的安全，传送信件，关键时刻还可投入战斗，很顶用。那时，敌人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被我们听得一清二楚。我军刚进剑阁，别处的敌人不知剑阁已失，打来电话问：“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有的干部回答倒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叫通讯队把电话机守起来，敌人来电话就装作是他们的人回答，趁机了解敌情，迷惑敌人，以便我们随时调整战斗部署。

4月2日，我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一个团，分别进抵剑门关下，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渡”，是邓锡候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王树声在前面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摧毁敌阵地，我们同意。11时许，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的。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看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的部队是从南面打过去的。只用半天就解决了战斗，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那里“汉柏”很多，又粗又壮，传说是张飞令蜀军栽的。王树声说笑话：山上树太多。我们的马尾手榴弹扔出去，挂在树上掉不下来。一发迫击炮弹打响，把树上的马尾手榴弹都震到地上，四处爆炸，吓坏了敌人，部队趁势一冲，就拿下了山头。我说，这种战术，叫“全面开花”嘛！

剑门关这个江防支撑点一失，邓锡侯部慌了神，沿江敌人纷纷溃逃。我军乘胜进击，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一部当夜由剑门关直扑昭化，次日占领该城，歼守敌一个团。三十一军主力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包围了广元。我南面的九军、四军，主要是收拾田颂尧的部队。四军以一部西向梓潼发展，另一部协同九军克阆中、南部，溃敌一个旅，歼敌三个团。至此，我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四百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敌人的沿江防线悉被摧毁，战役的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第二阶段是进击。向纵深发展，横扫沱嘉流域的敌人。

敌人的江防被突破后，蒋介石极为恼火，手令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记大过一次，暂代军长职务，“戴罪图功”。这时，田颂尧部已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二十八军一部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地区；胡宗南部仍在川甘交界的青川、碧口至南坪一线。我们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的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

8日，我们令三十一军主力继续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并围困广元；令三十军以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保障我右侧安全；而以三十军、九军主力向江油，四军主力向梓潼，展开猛烈进攻。10日，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前锋直迫中坝。这一攻势，直接威胁成都、绵阳，使刘湘、邓锡侯大为震惊。邓锡侯慌忙拼凑十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经中坝向江油增援。江油守敌一个旅，依托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顽固拒守，我军难以攻克。我和指挥部住在江油城南一座民房里，获悉邓部来援，我们当机立断，决定打援。令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城，集中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四军十、十一两师各一部，在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关山一带，布下阵势。经两天激战，全歼钻进来的敌四个团，接着乘胜追歼逃敌，18日克中坝，19日克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四军18日克梓潼，一部西向又克北川，向西北推进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亦相继克青川、平武。

经过这段进击，我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清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他们表态。

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那时张国焘在剑阁，陈昌浩在旺苍坝地区，搞一锅端，大搬家。我打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给养，待命行动。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或北出，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战机就是两三天、三五天时间，不会总有的。你抓住战机，乘敌不备，打破一两个要点，接连下去就能打开局面。如果慢条斯理，犹豫不决，失去战机，再想创造战机谈何容易！而且胡敌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们耽误了时间，敌人加强了准备，再想啃就啃不动了。后来，三十军、三十一军一部向摩天岭攻了一下，人家凭险固守，我们没打出个名堂，只好作罢。

强渡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我军总计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共歼敌12个多团，一万余人。只是由于张国焘慢慢腾腾，瞅来瞅去，忙着在后面搞大搬家，才使进击甘南的战机丧失，未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我军入川时，四川军阀混战犹酣，并反对蒋介石的势力染指四川“剿赤”事宜。敌人营垒的四分五裂，是红军立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自从刘湘组织六路围攻起，这个条件便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从内乱走向联合，开始统一对付红军。我川陕根据地军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艰苦鏖战十个月，才粉碎了六路军阀的联合围攻。接踵而至的，是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联合。刘湘等军阀不仅同意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而且在军事上甘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调度。于是，蒋介石迫不及待地纠合其嫡系部队及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周围云集重兵，部署发起“川陕会剿”，企图一举将红军置于死地。

条件决定形势。敌人营垒的暂时稳定和统一，造成从四面八方联合压迫我军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一旦“川陕会剿”开始，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势必陷我军于背腹受敌、进退失据的极端不利境地。这与我们以往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时，背靠巴山，只对付川敌一面、两面、三面的进攻，是显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安在？一是破釜沉舟，死守根据地，准备拼上全力，同敌人决一死战；二是提前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打出外线，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我们在清江渡会议期间，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在付诸实践中尚需修正，但主力红军将向川陕甘边转移，打击胡宗南，发展新的根据地，却是毫无疑义的。

孟夫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围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我们要集中主力出击甘南，发展新区，就得准备舍弃川陕根据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盘，甚至暂时变根据地为游击区，日后伺机再图恢复。下不得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这是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从战略指导原则上看，应当允许的。相反地，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174页）井冈山时期，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胜利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夜，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严重形势，他又建议主力红军应跳出内线，向苏浙皖进军，伺机打回根据地。可见，毛泽东同志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主张转移外线作战。那种不计后果，死死抱住根据地固守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第二，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敌人的“川陕会剿”来临，我们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毕竟难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场类似反三路围攻或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战争，说到底，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16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战争过程中，敌入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空舍清野，烧杀掳掠，破坏尤烈。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的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分，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加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历史经验证明，推行“左”的政策，想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左”的东西，开始往往被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革命形式掩盖着，一时不易被人识破。然而，它的灾难性后果，总要集中爆发的。一旦爆发，局面即难以收拾。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牵动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向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战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就更加重视对这两支红军力量的分割，以便各个击破。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从1935年1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央红军如果被敌人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针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方向，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嘉陵江战役结束不久，我军转而进军川西北，终于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更是有力的证明。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那里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成千上万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永垂不朽！

选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