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和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下所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是极其艰苦和曲折的。这支队伍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历尽艰难险阻，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先于鄂豫陕边创建了苏区、后为迎接党中央和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毅然离开苏区继续西征北进。在此期间、因得不到党中央行动的确切消息，同时迫于敌情，于1935年9月进入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尔后这两支红军同心协力、团结战斗、使陕甘苏区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成为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立脚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的战略起点

1932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30多万兵力突然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战略指导，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未能打破敌人进攻，主力于10月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兵力会同部分地方武装重建新的红二十五军。随后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经艰苦奋战，扭转了苏区的严重斗争局面。至1933年春，红二十五军的兵力发展到约1.3万人，成为坚持苏区斗争的有力支柱。

当时，鄂豫皖苏区因遭受敌人第四次“围剿”和“清乡”的严重摧残，亟待恢复元气；红军辗转连续作战，疲乏不堪，亦迫切需要休整。但是，省委领导人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不顾实际情况和徐海东等同志的反对，强令红军“趁热打铁”，大举反攻，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城等中心城市。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40余天，打攻坚战、阵地战、消耗战，兵力损失近半，被迫撤围。接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就开始了。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出动兵力82个团十万余人。红二十五军艰苦鏖战一年零三个多月，虽取得葛藤山、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重要战斗的胜利，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鄂豫皖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是：第一，敌以数十倍于红军的兵力，用碉堡和封锁线压缩根据地，用“驻剿”与“追剿”对红军交替进攻；红二十五军这时兵力已不足三千，处境艰险，有耗无补，难以组织有力的反击。第二，苏区日益缩小，粮食奇缺，人口锐减，物力、财力枯竭。第三，在老区难以恢复和再开辟新的苏区。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但苏区的严重局面无法扭转，打破敌人“围剿”已不可能。

在此形势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从1934年3月起，几次收到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根据地的指示。同年9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派程子华到达苏区，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求得更大发展；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后建为红二十八军）坚持苏区斗争。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并调整了军领导成员，根据徐海东的提议，省委决定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次日冲破敌人平汉铁路封锁线，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

敌人围追堵截，红军英勇战斗。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遭到先期到达的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阻击。当时因遇寒流、雨雪交加、部队饥寒交迫，一时陷入被动。吴焕先、徐海东带头冲锋陷阵、率领指战员们反复冲杀，敌我伤亡都很大。战至黄昏，我军终于迫敌暂停进攻，于当夜胜利突围。28日，敌四十军骑兵第五师第一一五旅、骑兵团分别追来，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徐海东当即命令前卫第二二三团立即抢过澧河，第二二五团则迅速抢占上马村高地，击退敌骑兵团和第一一五旅的进攻，掩护军直属队和第四团顺利过河。12月10日，敌第六十师对刚进至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发动突然袭击。正在开会的军领导立即登上山头，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斗异常艰苦激烈，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反复冲杀20余次，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次战斗杀伤敌人数百，红军伤亡也很大，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战后，部队进行整编，将二二四团分别编入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由三个步兵团缩编为两个步兵团。至此，红二十五军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转战，初进桐柏山，继入伏牛山、后又转进陕南，以2000余人的兵力粉碎了20余倍于己之敌的围道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任务。

在转移中，红二十五军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行军作战中领导身先士卒，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作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特别是独树镇和庾家河两次战斗，吴焕先、徐海东亲自率领部队冲向阵地，以巧妙的指挥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实践证明，红二十五军在党领导下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是过得硬的，这是红二十五军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红二十五军在强敌压境、无力粉碎敌人“围剿”的形势下，实行战略转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如果不顾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死死困守苏区，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那就只有被敌人不断削弱，甚至被消灭。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战争的流动性和苏区领土的不固定性，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弱小的红军赖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种有效战略手段。红二十五军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跳到外线转战，待机破敌，寻找新的立脚点，既保存和发展了自己，又调动了敌人，从而为红二十八军坚持原苏区的斗争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它走向新的胜利的战略起点。

开创鄂豫陕苏区

如何选择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开创新的苏区，迅速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摆在转战中的红二十五军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会议上研究了在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问题。会议分析了该地区的敌情、民情和自然地理情况，认为敌人在这里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容易发动群众，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影响；同时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适合创造新的苏区。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红二十五军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在这一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迅速扩大红军，以打破敌人进攻、创建新的苏区。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

为贯彻省委决议，部队整编后，以一部分兵力就地发动群众，以主力主动出击，开辟了鄂豫陕边、陕东南五个县和华阳等几块苏区。1935年1月，敌向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经蔡玉窑、文公岭两战，予敌第一二六旅以重创、并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部分地区开辟苏区，建立游击武装。接着，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于3月上旬进抵洋县华阳镇，在华阳东南的石塔寺附近打垮敌警备第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人200余人，俘敌团以下官兵400余人。战斗结束后，又乘胜开辟了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石塔寺等七个乡政权，组织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几百人的抗捐军。与此同时，红军还先后在蓝田县葛牌镇、柞水县曹家坪和山阳县小河口、袁家沟口、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华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敌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葛牌镇会议后，红军乘胜东进。4月18日晚，徐海东指挥部队攻占雒南县城。当晚部队进城后，遵照军部命令，对群众秋毫无犯，部队均露宿在街道两旁。尔后进至雒南、商县以东，深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辟了豫陕边苏区。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五个县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初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5月上旬，敌人集中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会议根据鄂豫皖时期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程子华介绍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战法和徐海东的建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首先北上，争取歼敌一部，然后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打破敌人“围剿”。据此，红军于6月初自郧西向北，直插商县地区，尔后经商南远程奔袭敌荆紫关兵站，歼敌一个营，缴获了大批弹药物资。接着又连续四天急行军，转移到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隐蔽待机歼敌。等到第四天，敌警备第一旅赶来，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激战，毙伤俘敌1700余人，缴获各种枪1600余支。其他敌军不敢再追，敌“围剿”又被打破。

为了补充自己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战斗后，又经杨家斜、石嘴子、后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前锋直抵西安以南十余公里的韦曲、杜曲。并在引驾回、子午镇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红二十五军自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因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全国革命斗争形势不甚了解，只是在进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鄂豫陕省委于7月15日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徐海东在会上强调指出，能牵制敌人，策应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会议最后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能通观全局，果断地作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在开辟鄂豫陕苏区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红二十五军有机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省委和军部先后派出五名军、团领导干部带领两个主力连到地方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配合红军主力打破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四块苏区。人口逾50万。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军事上的正确指导，也是红二十五军取得以上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吴焕先、徐海东智勇兼备，在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中有极高的威望，是团结全军、指挥全军、克敌制胜、化险为夷的核心。在陕南的两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们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调动、分散、拖垮敌人，打乱敌方部署，进而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种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大胆迂回、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战略战术，使红二十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连战皆捷，屡胜强敌。

辗转北上陕北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西征北上。这时，军仍直辖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连同直属队，手枪团，全军共约4000人。红二十五军经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江口镇等地，于31日占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今凤县县城），歼敌一部，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得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大公报》7月22日报道：红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洲、岷县、西固等处”。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部、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三军王钧部、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及第三十五师马鸿宾等部，则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及渭河沿线与西（安）兰（州）公路上，企图阻止我主力红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乘敌后方空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并袭击天水县城，威胁敌人后方，打乱各路敌人的堵击部署，配合主力红军北上。8月3日，红二十五军攻占两当县城，然后翻越麦积山，直扑天水城下，于9日攻下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随即，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于11日从新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县城。接着经魏店北进，截断西兰公路的交通，威逼静宁县城，15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在此休整三天。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出敌意外，使敌一片慌乱。蒋介石从7月26日起由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调兵遣将，始则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围追堵截，再则抽调其“围剿”我主力红军的部队，企图“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红二十五军，然后全力回击正在北上的主力红军。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敌一个营大部。随即，部队连夜越过六盘山，击破敌第三十五师第一O五旅一部的截击，逼近平凉县城。20日，在平凉的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打垮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歼敌一个多营；21日在泾川县城西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前来突袭的第三十五师第一0四旅第二0八团1000多人，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吴焕先不幸牺牲，这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省委常委临时商定，鉴于军长程子华战伤未愈，由徐海东兼任军政委和省委书记。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威逼崇信县城，并在崇信县与灵台县之间积极活动，每天都派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千方百计打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踪，但始终未获确切消息。正在这时，敌毛炳文部又配合马鸿宾部从背后追来，红军处境十分不利。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进入陕北苏区，与陕甘红军会师。

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沿陕甘边界的山区北进，7日到达合水县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日，部队进抵保安（今志丹）县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陕甘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领导同志赶来热烈欢迎。尔后，我军3400余人经四天行军，到达陕北延川县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红二十五军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西进甘肃南部，北越西兰公路，经过多次激战，攻占敌据点、城镇，打退和歼灭了尾追之敌，纵横陕甘宁三省，成为红军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取得巨大胜利，主要在于战略决策的正确，全军继续发扬机动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作风，从而为红军长征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

团结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会师后，紧密团结奋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开创抗日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陕甘、陕北苏区，是陕甘和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当陕甘边特委和西北工委得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极为振奋。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发动群众开欢迎会、庆祝会，送慰问品，欢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从永宁山出发，沿途群众送水送饭，送粮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以看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传单。陕北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徐海东、程子华要求全军整顿军容风纪，切实执行群众纪律，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陕甘红军学习，团结协作，并肩战斗。

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在永坪镇召开盛大的联欢会。会后，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将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军团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共7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这两支红军的会师和组建成红十五军团，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为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军团首长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围攻甘泉，调动延安敌人来援，军团主力则在劳山地区设伏，打敌援兵。9月下旬，部队经三天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一带集结。徐海东和刘志丹带着团以上干部到劳山现地查看地形，在劳山公路两侧埋下伏兵。10月1日，敌一一O师几千人马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立即发起猛攻，经激烈战斗，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敌3700多人。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乘胜强攻榆林桥，再歼敌第一O七师四个营，并俘虏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

就在红十五军团进行榆林桥战斗之前，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当时为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并确定立脚陕甘边，开创新局面。11月初，毛泽东、彭德怀等到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的敌情，并坚定表示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完全可以粉碎。临走时，毛泽东派人交给他一部电台，要他带到前方使用。11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徐海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决定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对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敌人大为恐慌，急忙调整部署，发起新的进攻。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敌人一两个师，尔后视情转移兵力，各个歼敌。红十五军团按照方面军领导的指示，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20日，敌第五十七军先头第一O九师在飞机掩护下进入直罗镇。21日拂晓，在方面军领导统一指挥下，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向敌发起猛攻。敌人在红军的突然、强大的攻势下迅速被全歼。此战共毙伤俘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计63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1月30日，毛泽东在鄜县（今富县）东村召开庆祝会师和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大会上，对直罗镇战役作了精辟的总结。他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的一致。”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壮丽史诗。它以奇迹般的转战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后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随后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所有这些，都为迎接万里转战的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创西北革命的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诚汉，原名王诚翰，1917年生，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第二二五团二营四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陆军第六十军军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9年在北京逝世。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