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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青烈士的生前身后事

文章来源:红安县档案馆作者:辛向阳 发布时间:2022年04月16日 点击数: 字体:

那是2011年4月,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湖北电视台合拍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叫《丰碑》。摄制组在红安取景拍摄了近一周的时间,期间,电视台的编导老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在县内找一个健在的老红军,我说这个真没有。最后,他们退而要我找一个著名烈士的后代进行采访,于是,我想起了江竹青烈士的儿子江腾云。

八十年代后期,我因调访江竹青烈士的材料,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事隔二十多年,江腾云的情况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经打听得知,江腾云有个儿子叫江师范,就在红安县五中当教师,通过江师范我们顺利完成了对烈士后代江腾云的采访。从那个时候起,我与烈士的孙子,67岁的江师范便有了很多的交往,也了解到了江竹青烈士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和烈士后代几十年为寻找烈士埋身之处所付出的艰辛。

从武汉中学走出的红军团政委

而今提起江竹青烈士,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但在黄安县大革命初创时期,他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威振四方。江竹青的家乡红安县高桥镇龙王山村余家田湾,离李先念主席的家乡长丰村李家大屋约5公里路。19岁以前的江竹青不叫江竹青,而是叫做江远成,还有一个小名叫珍伢子。江家当时是方园几十里有名的殷实人家。他18岁那年,在父母的操持之下,与邻近马鞍山村的姑娘戴国清结了婚,次年10月得子,即江腾云。也就是这一年,江竹青离开家人,前往武昌涵三宫,在董必武开办的武汉中学读书。这时的武汉中学,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组织和培养革命骨干的地方。黄安县最早的中共组织——党的黄安工作组,就是1923年冬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于武汉中学成立。

江竹青进校时,党的黄安工作组已于农历年前遵照董老的指示,在黄安各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在董必武的教育培养下,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董老对其也是喜爱有加。一日,董必武叫他到住处吃饭,饭桌上,老师对他说:“远成呀,既然投身革命就应有必胜的信念,我看你这个名字可以改一改。”江竹青仔细一想,觉得有道理,就要恩师给他改名。董必武沉默半晌说:“梅兰竹菊四君子,我最爱竹,它心虚节坚、傲寒常青,我看竹青这个名字不错。”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喜竹,他为学生取名竹青,足见他的良苦用心和对江竹青的殷切期望,董必武接着说:“老师为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要有竹子一样的风骨,无论革命是处于顺境还是遭遇逆境,你都要有一份坚持、不屈与从容。”江竹青起身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先生为我改名。您的教导,我会时刻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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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青烈士画像

1925年春,江竹青在武汉中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城。董必武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让武汉中学的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前往各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江竹青被派回黄安,在县南的八里等区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干部,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江竹青是黄安南乡农民运动的首领,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学生,其名字被国民党列入悬赏通缉的黄安92名共产党员名单中,赏金为大洋500元。但反革命的残暴并没有动摇江竹青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在血雨腥风中,他仍以各种方式作掩护,秘密地在县南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同年11月13日,他遵照党的指示,率领八里区农民武装,参加了黄麻起义,尔后,被编入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路军任分队党代表。12月5日,黄安城失守,鄂东军余部72人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游击,旋即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分编为三个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开始江竹青任第二队党代表,后调任第一队党代表。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编为4个大队,江竹青任第二大队党代表。10月间,中共鄂东特委和红三十一师为了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筹集革命经费,决定组建一支10余人的特务队在(黄)安(黄)陂孝(感)边界地区活动,江竹青被任命为特务队队长。特务队在当地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辗转活动于黄安的高桥、八里、二程、仙居区及黄陂的河口、长轩岭和孝感的汪洋店等地,仅4个多月,就在国民党军队驻地张贴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和黄安县农民委员会的大批布告、传单,在区委书记张书田的积极配合下,组织领导了汪洋店农民暴动;处决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20多个,打垮了民团、“清乡团”和反动枪会5个;筹集粮食16石和相当数量的大洋;组建了几个乡农民委员会和农民武装赤卫队,有力推动了上述地区的赤化进程。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在武汉密购枪枝弹药巧妙地运回黄安,用来装备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和地方革命武装。特务队在敌情异常严重,情况尤为复杂的边界地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江竹青功不可没。1929年2月,江竹青再次被调回部队,任红三十一师第三大队党代表。1930年4月,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江竹青任第一师第三大队党代表,6月中旬,大队改称支队。不久,部队扩编,师部将3个支队改编为第一、三两个团,团以下按营、连、排、班建制配满员额。江竹青改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倪志亮为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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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军旗

11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向黄安南部、黄陂北部一带进犯,根据地形势吃紧。红一军遵照上级指示,由豫南返回黄麻地区作战,并伺机南下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以蔡申熙为军长、陈奇为政治委员的红十五军的联系。攻打黄陂姚家集是红一军南下行动的第一仗。11日。红一军第二师和第一师第三团在黄陂县姚家集将国民党第十三师七十五团团团围住。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充足的弹药顽抗,红军与敌激战一天一夜,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

战斗中,江竹青下腹部中弹,肠子外露,伤势十分严重。随军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但仍血流不止,必须立即送往红军后方医院治疗。这时部队已撤出战斗,准备东进攻打黄安城。军情紧急,部队只好调出两匹马和三名战士护送江竹青到黄安县北的红军医院治疗。出发前,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第一师政治委员李荣桂等军师领导赶来送行。徐向前握着江竹青的手,说:“你很勇敢,也很坚强,一定要挺住!我们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倪志亮把江竹青的盒子枪擦了擦,交给江的勤务兵,叮嘱道:“这是政委最喜欢使用的枪,可别弄丢了!”说完,目送他们远去。两匹马,一匹驮着重伤的江竹青,一匹背着已经牺牲的第三团第一营政治委员郑植璜(红安县七里坪镇马鞍山村人)。经过两天的颠簸,才抵达县北姜家岗的红军医院。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25岁的红军团政委江竹青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正式建立陂安南县,黄安县的高桥区被并入该县。区治詹店街改名为“列宁街”。为纪念江竹青烈士,詹店街的南门命名为“竹青门”。

走失爱子是烈士一生的痛

江腾云是烈士唯一的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他便前往武汉中学读书,以后,又投身革命的洪流,因此,他与爱人和孩子总是聚少离多。1930年6月底,红一师的部队在黄安县西黄才畈地区休整。休整期间,根据地人民纷纷组织慰问队前往部队驻地慰问。有些红军家属也随同慰问队到部队看望儿子或丈夫,有的还带着小孩。

一天,江竹青听说家乡的慰问队来了,便兴高采烈地去迎接,满以为能在慰问队中找到妻子和儿子,但找了半天,却连亲人的影子都没看到,内心不由变得闷闷不乐起来。细心的团长倪志亮发现后,连忙找来慰问队的负责人,要他想办法将江政委的妻儿接到驻地来团聚一番。江竹青十分感激,便对团长说,高桥区的负责人詹献庭对这条路线熟悉,让他去办。然而世事难料,没想到这件事却为江竹青留下终生的遗憾,成为他一生的痛。

当时,受“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根据地内部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加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挑唆,引起县南部分群众对党和苏维埃的不满。就在高桥区委、区苏维埃负责人率队慰问红一师期间,部分乡村的农民“反水”,反动武装大道会乘机作乱,在赤白边界地区烧、杀、抢、掠。根据地“跑反”的群众达数万人。詹献庭急于组织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收拾乱局,实在派不出人手,只好仓促雇请一名挑夫,让他到余家田去接江竹青的妻子戴国清、儿子江腾云。这个挑夫不负责任,不吭一声,加带了余家田附近土地巷村一个名叫敬朗的小孩。一路上,到处都是“跑反”的群众,挑夫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孩,走走停停。快到冯受二村的时候,又碰到了国民党的军队,霎时间,大路上一片混乱,戴国清与挑着孩子的挑夫被四散的人流分开失去了联系。

挑夫见不到戴国清,干脆扔下两个小孩,撒腿跑了。可怜那未满6岁的江腾云和4岁多的敬朗,吓得哭闹不止,最后被当地一个鸭倌带回家里。谁知这个鸭倌知道江腾云是红军团政委江竹青的儿子后,当天就把他送往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去换了赏钱。

戴国清跟着人群跑了一阵,不见挑夫和小孩,心急如焚。她回头到冯受二寻找,但无人知道挑夫和儿子的下落。她想,也许挑夫已将儿子送到了目的地。抱着一线希望,她来到黄才畈,见着丈夫江竹青,方知儿子丢失,夫妻俩痛不欲生。过了几天,从黄安县城传出消息,称小腾云已落入国民党黄安县政府手中,如江竹青不投降,即杀其子。倪志亮将这个情况报告师部,师部决定派人化装进城,以秘密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的方式,迫使敌人不敢对小腾云下手。这次文字敲打很奏效。敌人不敢动小腾云,把他寄养于县城东门上岗一位秦姓的保长家。保长的父亲外号叫秦老六,以修菩萨为业,为人善良,把小腾云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

走失爱子,对江竹青的打击很大,江腾云回忆说,母亲戴国清后来告诉他,父亲江竹青当时十分后悔派人去接他,生性坚强,从不轻易流泪的父亲那次掉了眼泪。面对着敌人的威胁,江竹青并没有丝毫的妥协,他将丢失爱子的伤痛深埋在心底,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7月,他同团长倪志亮率领第三团第三次出击京汉路,与王树声、戴克敏率领的第一团并肩作战,取得了孝感的花园镇大捷,歼灭国民党军钱大钧教导师第五团副团长以下1400余人,缴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

数月后,江竹青战死,国民党黄安县政府知道消息后,准备把小腾云杀掉,让江竹青绝后。县长想邀功,把此事报告给刚刚接防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没想到赵冠英说:“他的父亲是共产党、是红军,那是上辈的事。他是个小孩,懂什么,不要杀。”也正是赵冠英的这句话让江腾云逃过了一劫,从而让烈士的血脉得以了延续。

1931年12月22日,红四方面军夺取了黄安战役的胜利,方面军指挥部进驻县城。江竹青的老战友、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周纯全,在进城后第二天就找到了小腾云,并派人把他送回余家田湾。但这一切的一切,相对于烈士来说,都来得太晚太晚了。相信江竹青闭上双眼的那一刻,儿子江腾云的走失一定还是他心中最大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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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家族证明

他与李先念是生死之交的战友

时光荏苒,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重生后的武汉,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任省委书记李先念。“胜利勿忘烈士功”。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不下马的将军”,此刻有着太多的感触。他自然也想到了当年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江竹青。

讲起他与江竹青的友谊,应该先从一件“绑架案”开始。那是1928年底,江竹青带领特务队回到黄安高桥区的时候,国民党清乡委员会为了扑灭黄安地区已经燃起的革命烈火,正在黄安各地大肆推行“连坐法”,以村为单位,强迫群众实行“五家连坐”、“十家连坐”。声称在连坐的几户人家中,如某家有人参加革命或亲近共产党,其他家庭必须迅速报告,否则,一律按通匪的罪名抓起来坐牢。

当时的区委书记詹献庭告诉江竹青,区游击队长李先念的家已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有人到李家大屋转悠,朝他家探头探脑。区委安排先念的父母和妻子转移到黄陂县塔耳区金家田一户本族人家去隐蔽。由于送信的交通员在路上遇到麻烦,耽误了时间,李家的人还未来得及动身,去塔耳区的路即被敌人封堵,计划落空。李先念的主意是,既然家属走不了,就请特务队的同志假装下李家的“肉票”,把他本人绑走,给敌人演一出戏,免得反动派迫害自己的家人。

江竹青听了连连摆手说:“乱弹琴!我下肉票是为了打土豪筹款。先念是我的同志,吓坏他的娘老子,哪个负责?”

正在这个时候,李先念来了,他再三对江竹青解释说:“自己参加革命后,母亲在家里总是提心吊胆,与其这样,不如让敌人产生错觉,觉得我李先念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强拉着干的,这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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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李先念回乡时参观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江竹青一听李先念说得有道理,便点头应承下来,但要求李先念行动前必须瞒着家中的亲人,否则,这“戏”就没法演下去。

一切按计划进行。这天夜晚,李先念悄悄地回到家中,李母正在纺线。李先念坐在娘的身边同她拉家常,没想到还没说上几句,江竹青就带人“哐”的一声,破门而入。

“好你个怕死的李木匠,才到队伍上几天,就开小差,果然跑回家了!”江竹青假戏真做,咋咋乎乎地嚷道,“把他给我捆起来!”

蒙在鼓里的李母又哭又叫:“放开他,不准欺负我儿子!”父亲李承元也拼命去护李先念。

“我们也是在执行任务,看在你们年纪大的份上,要留下李先念也可以,你们拿五百块大洋来,我们马上走人!”李母“扑通”一声跪在江竹青跟前:“你们这些哥啦,我李家连稀饭也喝不饱,哪里拿得出这些钱来?先念是回来看我的,要杀要剐由我承担!”

“家里没钱找人借嘛,不交钱我们就把人带走!”为了把戏演足,江竹青只好咬牙说道。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李母,只好同丈夫、儿媳挨家挨户求村里借钱,闹腾了半宿,磨破了嘴皮,才借到37块大洋,离江竹青的开价相差甚远。天已大亮,江竹青适时收场。他一巴掌打落李母递过来的钱,命令队员把李先念押走。

李家哭喊声连成一片。村民们有的从门缝向外张望,有的索性站在门口观看,见李先念被五花大绑,耷拉着脑袋,缓缓前行,一个个唉声叹气。李家大屋位于九龙冲上端。江竹青等人押着李先念顺冲而下,故意招摇过市,直至回到游击队驻地,才让李先念恢复了“自由”。从此,李先念这位即将出师的木匠学徒,弃家而走,成为一名义无反顾、坚韧不拔的职业革命者。而李先念遭特务队“绑架”的事件,却轰动了高桥、八里区,人们说他是被逼到游击队去的,家里没有钱,所以没法赎他回来。有九龙冲的人作证,民团、“清乡团”此后当真极少找李家的麻烦。自此后,特务队与高桥区游击队多次联手出击敌军,江竹青与李先念也结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

一年后,李先念已是高桥区的区委书记。这个时候,江竹青带着部队正好路过高桥区。为了向李母致歉,江竹青派勤务兵把李母接到部队,透露了那次“绑架”的实情,并下跪请她谅解。李母连忙把江竹青扯起来,先是责怪站在一旁的李先念,而后打着哈哈说:“竹青啦,那次要是把伯母急死了,你得赔棺材。不然,我到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 

谁知就在这次与李母的见面后不久,江竹青就光荣牺牲。由于李先念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江竹青埋葬于何处。也是一无所知。现在革命胜利了,作为烈士的战友与同乡,他觉得自己应找到烈士的遗骨。他先后数次派人前往黄陂的姚家集,调查烈士的埋身之所,殊不知烈士当年是被送往了黄安县北的红军医院,并且又牺牲在那里。再加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尽管寻找人员在姚家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无疑于大海捞针。当然调查人员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回来告诉李先念,江竹青还留有一个儿子,就生活在老家余家田。听说故人有后的消息后,让这位省委书记的内心得到了稍许的慰藉。当听说江家祖孙两人尚住在一间四面露风的破屋中时,他又马上给江家寄去500元钱,在村中建起了两间青砖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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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解放初期的李先念

1953年春,李先念自解放后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红安的第二天上午,便驱车前往南乡,视察正在动工兴建的马鞍山水库工地。返回县城途中,他要司机跟他去一趟余家田,美式吉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多分钟,被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望着不远处的余家田村,李先念只好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村中找到江腾云。

当江腾云随工作人员来到吉普车前时,李先念显得非常激动。他动情地看着江腾云说:“腾云啦,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就连你父亲嘴角左下方的痦子都遗传给你了罗。”看着慈父一般亲切的省委书记,饱受生活折磨的江腾云禁不住热泪盈眶。

原来,江竹青烈士牺牲后,江家就成为国民党控制的重点。家中的房子被国民党军和大道会放火烧了两次,后来又被他们拆毁,能用的东西全被抢走。江竹青的父母被国民党抓到黄陂县坐牢,叔父婶娘被迫跑到外地流浪,靠乞讨为生。因为江腾云尚困于敌手,母亲戴国清出于母亲的直觉,感到迟早有母子重逢的一天,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她在当地东躲西藏,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打听儿子江腾云的消息。她坚信只要自己不离开家乡,儿子迟早会回家。江腾云被周纯全送回后,母亲戴国清和他一起住在一间草棚里艰难度日。以后,国民党前来“围剿”,江腾云又与母亲一起外出讨饭,一直逃到了咸宁贺胜桥,在一个破庙落脚,靠纳鞋底、绣枕头花和到火车站卖盐茶鸡蛋维持生活,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后,母子才返回老家。这时的江家除了江腾云母子外,只剩下祖母王氏一人在世。回乡后不久,13岁的江腾云,又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马鞍山洼湾的继父家生活。继父姚先洪是个厚道人,有一手石匠的手艺,江腾云就跟着他学手艺,三年满师后,他离开马鞍山洼,回到余家田与祖母一起生活。1946年,江腾云的母亲戴国清去世。1950年,与江腾云一起相依为命的祖母王氏也离开了人世。

听着烈士遗孤的讲述,李先念的眼眶湿了,他搂着腾云的肩膀说:“伢呀,莫哭了,现在全国解放了,你要相信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

一群在武汉工作的,江竹青的老战友得知李先念找到了故人之子,纷纷将江腾云接到身边居住,那段时间,江腾云一会儿在王树声大将家做客,一会儿又在吴林焕少将家玩耍,接着又是吴世安将军、江腾蛟将军家。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无不将他当成自己孩子看待,都想尽自己的力量为烈士的后代做些事,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要他留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然而,过惯了农村生活的江腾云,却觉得大城市的喧哗还不如村野中的宁静让自己感到充实。没过多久,他便坚持着要告别这些和蔼可亲的叔叔伯伯,回到了家乡余家田。尔后,李先念又数次将其接到武汉家中,但江腾云住了几天后,最终还是吵着回到了家乡余家田。

七十年四代人的寻亲之路

江家人得知江竹青牺牲的消息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江竹青烈士埋身之地的寻找。先是烈士的父母、妻子、接着是儿子江腾云,往后又是孙儿江师范。一家四代人,只要是有机会就四处打听烈士的埋身之所,南到黄陂姚家集,北到河南新县,山山岭岭、村村寨寨不知留下了他们多少艰辛的足迹。

革命战争年代,红安县献出了14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先辈的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数目庞大的革命英灵里,有名有姓的烈士才仅仅2万多人,但真正知道埋身之地的烈士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江家付出大量心血,却始终未能找到烈士的坟墓却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光荣的县份里,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

但世事如迷,很多事情从一个偶然的契机就走向了必然,也许是江家人寻亲的虔诚感动了上苍,就在江家人寻找烈士墓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位名叫周明煌的铜匠突然为他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周明煌是红安县南觅儿寺镇人,也是江腾云在寻亲路上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周明煌有感于江腾云的身世,也经常利用他四乡游走的特点,帮着江腾云留意寻亲的信息。

那是2002年12月的一天,周铜匠挑着做活的家什走进了鄂豫交界、七里坪镇熊家咀村的姜家岗,手艺人四海为家,做了一天活的他,就便住进了一位名叫程昭南的长者家中,饭后无事,两人闲聊,让周明煌得知,眼前这位老人竟然是一个老红军,老人的哥哥还是一个红军团长。这个湾子不仅是当年鄂豫皖省委会的驻地,而且还是红军医院的所在地。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特意举例说:“你们县南的高桥区还有一个红军团政委江竹青,就埋在我们湾子东北面的山坡上。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后人,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一个人来祭扫一下。”

周明煌听后,不由得一愣,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江竹青不正是江腾云多年寻找的亲人嘛。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早,周明煌将家什寄放在老人家中,连忙坐车赶到余家田,将情况告诉了江腾云。已是78岁的江腾云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忙让儿子江师范赶到姜家岗了解情况。

第二天,江师范跟随周明煌来到姜家岗程昭南老人家,老人回忆说:“那是1930年11月13日的下午,我刚刚吃完中饭,就看见有3个人拉着两匹马进了村。他们进村就直奔红军医院,将马上的一名伤员抬了进去。两名医生连忙解开缠在伤员腹部的布条,仔细检查伤情,又看了看他的瞳孔,就摇头说,送晚了,人失血过多,已经不行了,让护送人员赶紧准备后事。大概又过了一个半小时,这位伤员就离开了人世。”

老人接着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牺牲的伤员就是红军团政委江竹青。他下葬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棺材是在七里坪的一位大户人家中找来的,由八棵杉树和四棵柏树做成,光油漆就做了三遍。下葬的时候,江政委的通讯员还将一把手枪放在棺材里,说是江政委生前最喜欢的。这个通讯员后来是解放军的少将,叫贺健,但当时他不姓贺姓喻,贺健是他后来改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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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通讯员时的贺健

江师范又提出,希望老人带自己到祖父坟前祭扫一下,老人说,这么些年了,特别前些年搞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江政委的坟头已经平了,但大致位置我还是记得的。当然,也不只是你祖父一个人的坟是这样,象我们湾子东边的坡地上,有73冢红军烈士的坟,经历解放这么多年,那里再只有三排共24冢烈士的墓还有坟堆,其余坟头平了的地方,都种着茶树呢。说毕,老人带江师范去看祖父的埋葬之地。两人往北穿过姜家岗,来到湾后东北面的山坡上。老人指着一块坡地的边缘说:“你爷爷的坟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由于江师范此行主要是了解事情的真假,得知祖父确实安葬于此后,他告别程昭南老人后,马上赶回家中,向父亲江腾云汇报情况。江师范带回来的消息,让江腾云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又喜又悲。喜的是江家四代人经过七十余年的寻找,终于找到父亲准确的埋葬地点。悲的是父亲为革命牺牲,孤魂野鬼七十年,做儿子的未向老人家磕一个头,烧一柱香和纸钱,想起这些,内心悲伤万分,悲伤过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应将父亲的坟墓迁移回故里。但是,他又想到了自己家中的境况,原来,江师范的儿子自幼患上一种叫做抗血友病球蛋白缺乏症,即甲型血友病。虽然李先念、詹才芳等老首长在生前让地方给予了一定的照顾,给江师范的儿子安排了工作,医疗费用可按国家标准报销百分之七十,但江家每年仍然最少要拿出7万元的医疗费用,并且,这笔还得继续地往下掏。可以说,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基本上将能节省的开支都省下来给孩子治病。这种情况下,江腾云只有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暂时弄清父亲详细的埋葬地方,等待条件好的时候,再想办法。

2003年清明,为了彻底弄清楚祖父的埋身之地,江师范向七里坪镇反映了江竹青烈士的情况,并提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协助找到祖父的准确埋葬地点。七里坪镇十分重视此事,马上派副镇长罗普先与江师范一起前往姜家岗湾进行调查。当时,参加调查座谈会的共有包括程昭南在内的8个知情人,知情人中有一个名叫江能山,曾经担任村支部副书记多年,几十年来,正是在他的精心看护下,村东山坡上才保留下24冢无名红军烈士墓。据他说,1962年,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江政委的坟曾经被社员挖开过,他当时就阻止说:“这是一个红军团政委的坟,你们不能动。”就这样,江政委的墓才被保住,但坟头却被平掉了。江能山说,坟挖开的时候,棺材的后挡板破损了,但还能清楚地分辨出八棵杉树和四棵柏树。江政委的坟头是偏东北的方向,他的西面是营政委郑植璜的坟,郑政委的坟头是向正东。通过8位老人的回忆,江师范最后终于确定了祖父准确的埋葬之地。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江师范只好每年清明,作为江家的代表前往姜家岗祭扫祖父。

转眼到了2007年,这一年江腾云83岁,红安当地就句老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意思是人一生,这两个时间是个关口,过了就能长寿。死,对于江腾云来说,并不可怕,他怕的是自己生前无法完成为父亲立碑的愿望。思来想去,江腾云只好让儿子江师范代笔向县委、县政府写了一份《关于申请立碑修缮革命烈士江竹青坟墓的请示报告》。县委书记、县长十分重视,立即要求政府办牵头,文物局、民政局负责成立专班,抓紧落实江竹青烈士墓的修缮。11月霜降之日,江竹青烈士墓修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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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青烈士墓

民政部曾经有一个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180万人左右,可见大量革命英烈的遗骨都流落在民间,因此,如何做好对革命英烈遗骸的安置,争取让更多的革命英灵魂归故里,将是一件长期的,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们总在强调要尊重历史,其实,我们更应该尊重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尊重那些曾经为我们今天幸福和谐生活而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家庭和英灵!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对逝者的尊重,就是对生者的安慰。哪怕这份尊重只是一声感叹、一声呼唤,甚至是一个建议、一点要求,但最后都能汇聚成一种对烈士怀念的感性。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愿所有革命的英灵都能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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