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在清明这个追思怀远的节气，我们总会想起另一个世界中已经走远的亲人。想起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民族的安宁所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都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感怀生命的价值。每年的清明期间，在革命老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总会发生和正在发生着许多与往年不一般的故事。

七十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到了结

2009年4月，阳光和煦。坐落在湖北省红安县城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人流如织，在深沉低徊的哀乐声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里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哀思。1号的正午，6位风尘仆仆的男子迈着匆忙的脚步，一路小跑来到位于陵园稞子山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墓前。但见他们“扑嗵”一声，跪在了墓前。紧接着，一阵悲哀的哭声骤然爆发，年纪最大的老者以膝当步，挪到烈士的墓碑前哽咽：“父亲啊，七十多年哟，我们总算是见到您了！你可晓得奶奶到临死前还在喊您的名字啊……”

蔡申熙烈士墓

恸哭声不仅让一旁的人们动容，也惊动了陵园的工作人员。6位客人在他们的劝说和搀扶下来到了陵园接待处。他们是著名军事家蔡申熙烈士的后代，3位年长者是烈士的嫡亲侄儿，3位年轻人则是烈士的侄孙。今年已经72岁的蔡继祖既是这次寻亲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同时也是烈士的养子。

他说来红安祭扫蔡申熙是蔡家人七十多年未了的心愿。当年烈士牺牲的时候，只知道他牺牲在湖北河口地区的仙人洞，听人说河口属于黄陂县，至于具体埋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的确，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要想知道烈士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对于生活在罗霄山脉北段，交通闭塞又从未出过远门的蔡家人来说，无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蔡氏家族在后来重修《蔡氏族谱》的时候，将蔡申熙的牺牲地写成了黄陂县河口镇，与此同时，还将烈士的大弟蔡升根之长子蔡继祖过继给他为嗣子。

其实，河口镇并非属于黄陂（现为武汉市黄陂区）县，而是属于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1932年曾有一段时间属于红安县，但时间没有超过一年。河口镇东与红安交界，南与黄陂接壤，是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十分复杂，如果不是当地人，是很难分出哪块地段属于哪个县。仙人洞也不属于河口镇，而是属于红安县上新集镇。蔡申熙烈士的牺牲地也不在仙人洞，而是牺牲在与河口镇交界的红安县上新集镇黄才畈村，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黄才畈的地域深入到河口镇境内，不知情的人便以为黄才畈属于河口镇。这也难怪《蔡氏宗谱》中将蔡申熙牺牲的地点写成了黄陂县河口镇。

光阴荏苒，全国解放后，烈士的夫人曾广澜终于与蔡家取得了联系，他们这才知道，烈士牺牲在湖北省红安县的黄才畈村，也知道烈士还有一个女儿，叫蔡萍迹。蔡继祖本人曾随养母曾广澜一起在江西省吉安生活了10年，文革开始后，迫于当时形势，才返回醴陵老家生活至今。期间，他也曾多次想来红安祭扫父亲的墓地，可是，一来醴陵与红安相隔千里之遥，父亲到底具体安葬红安县的什么位置，他并不清楚。蔡家人口多，生活本来就不富裕，要想拿一笔钱出来专门去寻找也确实很困难。二来奶奶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故一直无法成行。但全家人对烈士的思念，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的奶奶直到临终前，还嘱咐身边的几个晚辈，一定要抽机会到红安去祭扫一下烈士，以了却她此生没能完成的心愿。

蔡继祖还说，蔡申熙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蔡升根，二弟蔡升杰，小妹蔡升伟。蔡申熙牺牲后，与其私交笃厚的国民党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内心十分不安。因为，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就是死在自己的枪下，为了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一些安宁，他将蔡申熙的二弟蔡升杰从醴陵乡下接到自己的身边照顾，全国解放前夕，他又将蔡升杰带到台湾。

蔡申熙烈士牺牲的时候，蔡升杰并不知道。据他后来回忆，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是1938年5月，当时，胡宗南将他带到西安西门的建国公园对他说：“升杰，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怕你年龄太小承受不起。其实，你的大哥早在6年前就已经在湖北省的黄安县（今为红安县）阵亡了。他当时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胡宗南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强忍着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但在一旁的蔡升杰却感受到他和大哥蔡申熙之间的情谊是很深的。蔡升杰到台湾后，也一直得到了胡宗南的庇护。胡宗南在世的时候，还要求蔡升杰每个月必须和他见面一次，以便于他了解蔡升杰的生活情况。1992年，蔡升杰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也曾想到红安县大哥的墓地祭拜，无奈回乡的时间太紧，无法成行。临离开大陆前，他亲写了一副挽联来纪念大哥蔡申熙。挽联的题头为：“升熙大哥成仁六十周年纪念”，上联是：“纵横军旅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壮志未酬身先卒。”下联为：“捍卫社稷肝脑涂地，血染沙场英烈流芳照汗青。”后面的落款为：“七十五岁胞弟升杰泣挽，1992”

蔡升杰为大哥提写的挽联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促成了他们今年能来红安祭扫呢？事情得从2005年说起，当时，湖北省委鉴于红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遂决定将红安建设成为全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此，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一年内先后五次到红安进行调研，听取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设情况的汇报。蔡申熙烈士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长期生活和战斗在红安这块土地上，乃至将一腔热血都抛洒在这块土地之上，理所当然就成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的重点人物。为了丰富这个烈士人物的资料，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工作人员专程前往湖南省醴陵市蔡申熙烈士的家乡进行调查采访，直到这个时候，烈士的亲人才确切地知道蔡申熙安葬在位于红安县城北面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

蔡继祖在谈完这段话后，随身拿出蔡升杰老人所写的挽联，交给了烈士陵园的负责同志，并说：“这就是17年前，我叔父蔡升杰为父亲所写的挽联，前不久，叔父来信，希望我们能来红安祭扫父亲，此外，还叮嘱我们要将这副挽联交给陵园的同志保管。”

年轻军事家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时间长达近三十年之久，谱写了人类进步史中的传奇篇章。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争中，仅诞生36名军事家。蔡申熙便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就连一贯以骄横跋扈而著称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在其晚年所著的《我的回忆》一书中仍对当年的这位下级表达了高度的敬意。

蔡申熙烈士，原名蔡升熙，字旭初，今湖南醴陵市王坊镇杨林村花麦冲湾人，出生于1905年2月22日，早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营长、第二十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十一军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1928年初被党组织派往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30年初调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派往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同年10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任军长，后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于12月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同年3月，他在双桥镇战斗中，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致残，5月起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期间，他曾代理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1932年7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奉调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在河口地区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其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作为长期工作在红安县党史办公室。我在八十年代曾对蔡申熙烈士牺牲的情况以及1963年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骸迁移至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现黄麻烈士纪念园）的详细情况作过专门的调查。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县委接待办公室的戴三元主任将接待蔡申熙烈士亲属的任务交给我。

应烈士亲属的要求，我向他们介绍了蔡申熙烈士的牺牲经过：1932年6月，蒋介石出动6倍于红军的兵力，由他自己亲任“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鄂豫皖中央分局主席张国焘却还沉浸在红军反第三次“围剿”胜利的喜悦中，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军的力量，致使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权，虽然在反“围剿”的局部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始终未能扭转战争的格局，10月8日，红四方面军运动到今湖北省红安县与大悟县交界的河口镇地区时，与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接触，红军奋起攻击，将国民党军击溃，余敌退居河口镇固守。次日，国民党第二师又由东向西，向河口镇东北红军据守的仙人洞、邹家集、两河口一线阵地猛攻。此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就驻扎在仙人洞以西两公里外的红安县黄才畈村，中午时分，蔡申熙还没来得及端起饭碗，就得到敌人向所部仙人洞阵地进攻的消息，便立即骑马赶往仙人洞阵地。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打硬仗、恶仗，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靠前指挥。蔡申熙也不例外，然而，就在这次战斗中，国民党的一记轻机枪子弹无情地射中了他的下腹。蔡申熙一手捂着伤口不让肠子流出来，一边挥枪还击，直到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后，才被战士从阵地上抬到黄才畈村的红二十五军军部。可是，由于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医生对他的伤势束手无策。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蔡申熙）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当天晚上，蔡申熙已经是命若悬丝，弥留之际，他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一代将星陨落。第二天，部队将蔡申熙烈士安葬于黄才畈村后的东门岗上。

徐帅与红安籍将军秦基伟、罗应怀等在一起

1959年春，蔡申熙的夫人曾广澜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她向总理提出希望能在蔡申熙烈士的埋葬地点树一块纪念碑，将烈士生前的主要革命事迹刻上去，供后人瞻仰。这封信经周总理圈阅后，迅速由内务部转给湖北省民政厅。正好在这个时候，红安县烈士祠在董必武的直接关怀下建成，当时的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红安籍老红军郑维孝从省城赶回家乡参加烈士祠的落成典礼。典礼结束后，郑厅长将这封信的内容转达给当时的红安县长叶绍先，要求红安县尽快落实这件事情，同时，提出黄才畈比较偏僻，如果能在烈士祠后的稞子山上迁葬几位著名烈士的墓，就会方便更多的人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的风范。

红安县委经过慎重的讨论研究，决定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两位烈士的遗骸迁至红安县烈士祠。1962年5月，董必武三度回故乡时，应红安县委领导的请求，还亲自为两位烈士墓题写碑名。1963年清明，红安县民政局干部易有元前往黄才畈东门岗将蔡申熙烈士的遗骸迁至县内烈士祠后的稞子山上，并于15日举行了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

蔡继祖一行在听完介绍后，也谈到叔父蔡升杰曾经跟他们讲的故事：1927年初，蔡申熙从武汉启程回家乡醴陵探亲，此时，李立三正在家乡醴陵组织3万农民义军去攻打省会长沙，恰好被回乡途中的蔡申熙在株洲车站遇见。他连忙进行阻止，却被义军当作国民党的奸细抓起来去见李立三。李立三一见蔡申熙十分高兴，要求他担任总指挥。蔡申熙便问李立三有多少人马，李说有三万多农民；又问有多少武器，答曰一百枝步枪，其余的皆为刀棒鸟铳；再问农民可有训练，答没有。蔡申熙激动地说：“长沙现在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正在向你们靠拢，他们有一千多枝步枪。敌我力量悬殊，你这不是送人上断头台吗？”李立三沉默了，蔡申熙又接着说：“目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敌人长沙的部队还没有靠过来，赶快让农民兄弟撤回去，骨干人员出外躲避。”当晚，蔡申熙带着李立三和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来到家中，让母亲做了一大锅饭，几个人吃完后便席地而睡，第二天一早，经太屏山的羊肠小道前往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躲避风头。据蔡升杰回忆，他那年只有9岁，这一面也是他与大哥的最后一面。

蔡申熙回家的这天晚上曾与母亲有过一番交谈，蔡升杰当时就靠在母亲和大哥的身边，事隔八十多年，他仍记忆犹新：

往事一：蔡申熙在广州读书期间，曾和一群同学参加抗英游行，英国军队竟隔河用机枪向游行的队伍射击，很多同学都倒在了血泊中，幸而蔡申熙巧遇街面上有一个墙柱，才得以保全性命，由于这次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回校后，他大病了一场。

往事二：北伐军攻克湖南与湖北后，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南昌，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进行了长达一月有余的激烈战斗。一次白刃战中，蔡申熙同时被几个敌兵围住，情况万分危急，但蔡申熙沉着冷静，凭着顽强的斗志和熟练的刺杀技巧，终于将敌兵刺倒，从而得以保全性命。

往事三：1926年除夕，已是北伐军营长的蔡申熙奉命夜袭嘉兴河对岸一个团的敌兵，蔡申熙化装过河经过侦察后，决定利用敌军吃年夜饭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是夜，他以一营的兵力取得了溃敌一个团的战绩。

浓郁纯朴的民风感染着烈士的亲人

为了满足烈士亲属的愿望，我决定带着他们到蔡申熙烈士负伤和牺牲的地方去走一走。次日清晨，我们乘坐一辆小型面包车出发，前往目的地——红安县上新集镇。我们将第一站放在了烈士负重伤的地方“仙人洞”。仙人洞阵地位于上新集镇高岗庙村张家田湾背后，当时的阵地建在这座由北向南的山背之上，由于山腰有两个天然形成的山洞，当地人称之为“仙人洞”。

作者与蔡继祖（右）在仙人洞前的合影

车到张家田湾后，由于道路崎岖，我们一行7人在高岗庙村支部书记何德山的陪同之下，徒步登山前往仙人洞，约二十分钟便抵达洞前。洞前有一块约500平方的平地，周围树林茂密，显得十分的宁静。场地正中立有一块建于五十年代的蔡申熙烈士牺牲地纪念碑，由于年代久远，风化程度很严重。从碑后往下走十多米，便是“仙人洞”洞口。据何德山讲，这两个洞在解放前东西贯穿于整座山。洞内十分宽敞，高约2米，由于后来水土流失、坍塌，现在的仙人洞只剩下一个洞，且洞深不过10多米。清明时节，场地上布满鞭炮的碎屑，看来当地的村民并没有忘记有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军长曾经将热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之上，何德山告诉他们，每年清明前后，附近会有不少的村民，拿着香烛鞭炮前来祭奠这位革命的英烈。几位客人看到这个场景，听着何德山的介绍，内心十分激动，眼含泪花不停地向这位村支部书记表达着内心的感激之情。

仙人洞旧址

在“仙人洞”稍作停留。我们又驱车前往第二站，上新集镇黄才畈村。在新修的通村公路上走了不到一刻钟，我们就将车停在了黄才畈村的东门岗上。当地村民得知当年在此牺牲的蔡军长的亲属前来祭扫烈士亡灵，纷纷主动为他们带路，将他们带到当年埋葬蔡军长的地方。这里是黄才畈村屋后的山梁，纵眼看去是一片茂密的山杉树林，加上烈士的遗骸已迁葬了近50年，原来埋葬烈士的地方早已改变了模样。但黄才畈村民却都十分肯定地指出了具体地点，一位年长的村民说：“就是这个地方，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村里人都要到这里来为蔡军长烧纸钱，读书的时候，学校在清明的时候也要带我们来祭扫烈士。你们看，这个刺柏树蔸就是当年蔡军长墓前的那棵树嘛！”

黄才畈村民热情地为烈士亲属寻墓领路

听着热情的村民的介绍，几位湖南客人连声道谢，随后又将带来的香烛纸钱，恭恭敬敬地摆在当年取过烈士遗骸的地方祭奠亡灵。随后，他们在村民的簇拥之下，来到村内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旧址中，村里的老年人告诉客人：蔡申熙当年在黄才畈就住在红二十五军的军部里，军部原先是一个大架屋，架屋四周有几间小耳房，蔡军长就住在一进门的耳房内。房东当时喂了很大一群鸽子，蔡军长牺牲当天，曾向房东打听，这鸽子卖不卖。房东说可以卖，蔡申熙当时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些银稞子准备买鸽子，可就在这时，交通队的同志前来报告说前方吃紧，军长二话没说，将银稞子重新装进口袋，骑着战马就上了阵地，不曾想到他就在这一仗中负了重伤，直到牺牲也没能吃上鸽子。30年后，当县民政局来取烈士的遗骸时，那些银稞子居然还在烈士的遗骨里被发现。耳中听着村民谈着烈士的点滴琐事，手中捧着房东女主人沏泡的新茶，这些来自烈士家乡的亲人感动了。他们不停地向村民道谢，感谢黄才畈村民对烈士的怀念，感谢村民对他们的热情接待。显然红安人那特有的，浓郁纯朴的民风，感染着他们，使他们在淡淡地伤感中又体会到老区人民那浓浓的热情。由于时间关系，他们与村民在军部旧址前合影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村民，踏上返回红安县城的归途。

烈士亲属与当地村民在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门前的合影

神话般的传说给后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许多革命领袖人物和军事名将在他们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在社会上，在亲人中往往传颂一些神话般的传说。当听着这些传说的时候，人们并不是用迷信的思维来认为费解，相反，这种神话般的传说在人们的心中更增添了几分对革命英烈壮烈牺牲的敬意和思念。

从黄才畈返回红安县城的途中，为了打破车上的沉寂。我向烈士的亲属讲了一件发生在民政干部移取烈士遗骸回到县城时发生的事。

当时，县民政局干部易有元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前往黄才畈取遗骸。就在他带着遗骸进到县城的当口，自行车的两个轮胎竟然同时爆裂。我在采访易有元的时候，他很神秘地说：“一定是蔡军长生气，说是到了县城，没人来接他。”对于这个说法，我一笑了之。也只是在回程中，为了缓解车内的凝重气氛，说说而已。

没想到烈士的侄儿，71岁的蔡继武老人也讲了一件当时的怪事：就在蔡申熙牺牲的那一年，正是收割完稻谷不久。蔡家将收割完的稻草堆在大门前。可蔡申熙的母亲徐氏却闻到稻草中不断地散发出阵阵的血腥味。家里人将稻草翻开来看，却什么也没有，可徐氏仍坚持说稻草中有很浓的血腥味。如果按时间来算的话，蔡母闻到稻草中散发出血腥味的时间正好就是蔡申熙牺牲的时候。

蔡继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复印的材料递给我，说这是一个名为周树丰的老先生为蔡申熙所批的八字。这个材料的原件现存于烈士的外孙王文红手中。

周树丰先生为蔡申熙烈士所批的八字

对于生辰八字这一套，我是不信的。既然老人递给我的是蔡申熙烈士的生辰八字，我又不得不引起关注。蔡申熙的老师周树丰是醴陵市王仙镇周家老屋人，十分喜欢蔡申熙，就在这个得意门生准备前往广州读书时。先生为他批了一个八字：“贵造本年偏刀主事，刀枪卷舌白虎入吵，目下正逢天罗之地，难免疾病灾殃之烦，谋为稍顺。廿七岁一路福星，名利两全，良可贺也。”老人又叹了口气说：“老话说，男怕天罗，女怕地网。没想到他老人家就硬是没有闯过二十七岁的这道坎啊！”看着手中的复印件，听着老人的叹息，我陷入沉思。共产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死神随时随刻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也是每位革命者必然经受的一种考验。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是无怨无悔的。正如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来源：红安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