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3日在黄安爆发的黄麻起义，是在我党领导下，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生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董必武同志没有直接参与和指挥这次起义，然而，从这次起义的成功要素来看，董必武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

一、黄麻起义成功，首先是有马列主义指引，而马列主义就是董必武传播到黄安的。

    1920年3月，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昌涵三宫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以此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黄安籍学生董觉生、王鉴、雷绍全、戴克敏、戴季伦、王秀松、汪奠川等数十人曾先后进入该校学习。

    董必武还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共产党》、《向导》、《武汉星期评论》等介绍到黄安，传递到乡村。这些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流传，使黄安人民领悟了革命道理，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下，董必武还倡导在黄安先后办起了《黄安青年》月刊和《黄安通俗旬刊》等革命刊物。《黄安青年》和《黄安通俗旬刊》在传播马列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1922年至1923年间，董必武先后回家三次，在县城和高桥、八里区农村，向手工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宣讲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因工作繁忙，他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回家乡作革命宣传工作，便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回乡宣传。1923年暑假，董必武指导省立一师成立革命团体“启人社”，并指示由张卓群、李镜唐等组成暑假宣传团，赴黄安、麻城等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开展放足运动，散发各种革命传单,将革命思想传播到黄安南北各地农村，影响很大。这些传播火种的工作，可以说是黄麻起义的最初妊娠。因为马列主义告诉人们，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二、党的领导和骨干的作用，是黄麻起义成功的决定因素，而黄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骨干的选拔和培养，也是董必武亲手抓的。

    1923年，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亲自组建了黄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党的黄安工作组，旅省黄安籍学生王鉴、董觉生、雷绍全等都是党的黄安工作组成员，他们被派到黄安开展工作，党组织从特别支部发展成县委。1924年他又组织了中共麻城工作组，到麻城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他培养骨干可谓耳提面命，细致入微，把着手交，如他告诉王鉴、董觉生他们如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时说：（一）注意看房子,青砖房一般较富,要先找穷苦农民,取得信任;(二)先不作空泛的宣传,要闲谈,与农民搞拢;(三)帮农民办好事,写信记帐,助工助教,多帮忙,不要使农民吃亏;(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情干,先小后大,主要团结农民。这些骨干个个无愧恩师，成为革命英才。

    黄麻起义的领导骨干，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王秀松也是董必武选派和培育的，潘忠汝就是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1927年春由他派去黄安加强工作的。行前，董老指示潘：“你去黄安工作的任务是协助县委发展农民武装，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

三、董必武提出武装斗争理论，指导和支持黄安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是黄麻起义成功的关键

    1927年3月4日，董必武在湖北省农协代表大会上接见黄安代表时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月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董必武提出了“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论断，这与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不谋而合。

为贯彻我党“四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董必武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派出董觉生、王鉴等优秀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农运特派员的名义，深入黄安乡村，进一步发动农民运动。共产党员王鉴回到黄安后，发动农民逮捕了大土豪劣绅吴惠存，游行示众后执行枪决，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打开了黄安农民运动的新局面。后来又派潘忠汝前往黄安，改组了黄安县署警备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给当地的反动武装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些行动与一切反动势力是不协调的，董必武有一个名叫蔡寄欧的同乡同学，从黄安跑到武汉来找董必武告状说：“农民在乡下搞的什么名堂，把黄安搞得乱七八糟！”董必武当面严厉驳斥：“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现在农民翻了身，压迫地主几天就不行吗？我们说好得很！”

    为了保护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十五次执委会，讨论和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准绳。黄安县党部迅速成立了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区“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各地土豪劣绅纷纷逮捕，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支持农民运动，董必武还亲自为各地工农武装筹集并转运枪支弹药、发展农协会员；派兵到黄安、麻城、阳新等地剿匪，镇压土豪劣绅的叛乱。鼓励工农武装“上山”，实行工农武装割剧。

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黄安党组织的领导下，1927年上半年，黄安县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军、自卫队、纠察队等农民武装组织近三万人，董必武还直接为黄安县农民武装提供武器，原黄安县警备队队长毛厚安为了升官发财，窃持枪支四十余支投奔夏斗寅部，他得知后，以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名义，责令夏斗寅部，将枪支如数归还黄安。并派共产党员高建斗回到黄安担任县农民自卫军队长。这些枪支，成了黄安农民自卫军武装的第一个来源。同时，通过党组织秘密购买了一百二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子弹运送到黄安，武装黄安农民自卫军。董必武还以省政府的名义责成汉阳兵工厂给麻城供应枪支子弹，武装了麻城农民自卫军。

    黄安县的农民武装建立后，与反革命的武装--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展开了斗争，1927年4月，黄安的土豪劣绅勾结光山的红枪会匪三万余人进攻黄安，黄安农民自卫军和七里、紫云两区的农民自卫队八万余人会合，各执武器在卡房一带排成二十里的长阵与匪军决战数日，终将匪徒击溃。

    1927年4月底，麻城地主丁岳平、王九聋子等勾结光山“红枪会”匪反动民团万余人，深入乘马、顺河等区，并包围了麻城县城。当此危急关头，麻城县委派王树声同志星夜去汉请求救兵，以解麻城之危。王树声到汉向董必武汇报后，董必武以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和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身份，马上主持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省党部负责人联系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会同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共三百人，开赴麻城。并令原在黄安剿匪的省政府警卫团三营，火速前往，协同作战。在这次剿匪中，农讲所学生军与省警卫团三营紧密配合，奋勇作战，成功解围，给当地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董必武还告诉沈雁冰立刻组织有关黄麻农民斗争的文稿，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沈雁冰当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了黄麻农民与土豪劣绅反动武装斗争的事迹，并疾呼“扑灭各属白色恐怖，便是目前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及时声援了黄麻斗争。这几次董老亲自支持的农民武装的军事较量，客观上为黄麻起义练了兵，积累了军事斗争经验，为黄麻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黄麻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的名义进行的。

    起义队伍以董必武的名义向贫苦农民宣传发动武装起义，县南的“詹才芳、王秀松、李先念等人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统治，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的名字成为号召群众的旗帜，是起义队伍的精神领袖。起义成功后，敌中央社惊呼：“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以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清党委员、各局所委员等十六人均被杀，此后旬日，农军踪迹已遍全县。首领闻系湖北前农工厅长董用威”。可见，董必武对黄麻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黄麻起义的指路灯---马列主义和武装斗争理论是董必武传播的；领导黄麻起义的党的组织是董必武组建和发展的；潘忠汝等黄麻起义领导骨干是董必武培养教诲的；黄麻起义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军和武器装备都是董必武亲手扶持和帮助壮大的；党组织号令起义队伍和群众的名义也是董必武的。可以说黄麻起义从孕育到发展都离不开董必武。所以，笔者以为董必武虽未直接参与黄麻起义，但他对黄麻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陈独秀、李大钊虽未参加党的一大，我们仍然公认他们是党的创始人一样。秋收时节,人们赞美金灿灿的粮堆时,是不会忘记辛勤耕耘的农户。今天,我们纪念黄麻起义80周年，更不会忘记董必武同志为之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黄麻起义的功劳薄上董老虽榜上无名，然红安人民却心中有数。

    董老曾自喻为不起眼的抹布，今天，我们面对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种种社会现象，共产党人尤其当学习董老的“抹布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默默奉献，不求个人声名之闻达，但求人民事业之兴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