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董必武是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中央苏区时期，他曾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的教务长、副校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对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建和初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主心骨”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青年时期，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1921年 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是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上干队政委。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在瑞金成立。因董必武在苏联期间曾经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在党内德高望重，因此，被中共中央安排到马克思主义学校主管教学工作。这期间，张闻天、李维汉先后任学校校长，而实际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董必武负责。他起初任教务长，后任副校长，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主心骨”。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之初，规模并不大，校址位于叶坪洋溪村的一个地主宅院内，整栋房子占地面积只有277平方米。听课人数多的时候，就在庭院内露天讲课。学校设有高级班、中级班和新区班，学员学习时间 2个月、4个月、6个月不等，学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课程。专职教员只有罗明、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个人，大多数课由中央负责同志讲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经常到学校讲课。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间，董必武既是学校领导，负责教学计划安排实施和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也是教员，为三个班的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3月18日，是巴黎公社纪念日，又恰逢学校刚开学不久，董必武为全体学员做了题为“巴黎公社”的演讲。尽管董必武谙熟马列理论，可谓信手拈来，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他并不炫耀和摆弄理论，更不主张生搬硬套讲理论，而是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讲党的建设时，他就不仅强调在工厂建立党组织，而且关注农村建党问题，认为“工厂和农村都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农村，党要依靠雇农，团结中农，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在讲党的先锋领导作用时，他就用火车头比喻党，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好比是火车头，人民群众好比是火车厢，党的先锋作用就好比是火车头带动整个车厢有节奏地飞奔前进”。

中央苏区时期，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异常迅速。特别是“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所发起的反对“罗明路线”斗争，使很多人受到错误打击。在这种背景下，董必武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经常教育学员说：“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当有些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总是耐心劝说，帮助他们明辨是非。罗明是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领导排斥打击，被调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员。在工作中，董必武没有歧视罗明，而是经常同他亲切交谈，鼓励他顾大局，向前看，大胆工作，使罗明深受鼓舞。董必武平时与毛泽东、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交往频繁，引起“左”倾领导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对此，董必武不以为然，表示“宁愿不做党校校长，也不能作不实事求是的检查”。

二、中共中央党校的奠基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部分学员被编入中央红军第二纵队的干部团，随大部队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行军，中央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党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龙标贵负责党务工作，学校共有9名教员。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安定第二完小。

中共中央党校成立时，民族危机已经十分严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迫在眉睫。尽管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也在政策方针方面进行调整，提出十大纲领。但是，由于战事紧迫，很多干部对这一主张的主旨及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入。为了使广大干部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央党校成立之初，首先开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班。学员分三个班，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马树良、黄元庆任军事教员。同时还办了一个教员班，学员有白栋材、李景赝、吴文遴、马定邦、吉汉杰、姜旭等。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解释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方针，如在路线方针问题上，特别强调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的任务。由于当时很多干部还没有从内战的思维中转变过来，因此，董必武带领党校教员在传达中央政策方针及瓦窑堡会议精神的同时，还针对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

1936年2月，主力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党校的部分学员和教员由成仿吾带队参加东征，学校暂停招生。因地方军阀部队袭扰瓦窑堡，6月，董必武率领中央党校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保安县（今志丹县）任家坪一带。10月，又迁到定边县，并与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员增至七八百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离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央党校奉命迁至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在此期间，中央党校开设了青年班，专门培训东征期间从山西带到陕北的爱国青年；开设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到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开设高级班，培训陕北根据地的县长、县委书记。同时，还开设了少数民族班，培训在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青年，如天宝、扎西旺西、杨东生等。由于中央党校复校时，红军刚到达陕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不仅连基本的伙食和教材成问题，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学员大都分散住在各村。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为了保障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和生活，董必武经常四处奔波。不是到各村学员住处巡视工作，就是巡回讲课。有时为了解决学员的吃饭问题，他甚至还要忙着筹集粮食、打柴禾。除了全盘负责党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外，董必武还经常深入学员，随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这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以身作则的典范

董必武虽然是中央党校的领导者和奠基人，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他却从不搞特殊。在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副校长期间，董必武每次吃饭都是一小蒲草包米饭、一点青菜、一点盐水，和学员一律平等。同时，还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和义务劳动，毫不懈怠。有一次，他随党小组去帮一个烈属家耕田，干得满头大汗，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年纪大，又是高级干部，工作繁忙，劝他回去休息，他却一再坚持要干完，并且十分坚决地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也是经常身穿土布衣服，褪色的红军军装，扎绑腿、穿草鞋，衣着朴素，与广大学员一样，吃黄豆、黑豆、高粱、小米和白菜萝卜汤。对此，李维汉有着深刻印象，他说：“中央党校确实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董必武是艰苦奋斗的模范。那时，他虽已五十多岁，是革命队伍中的几个老同志之一，但在生活上却从来不特殊，行军不骑马，把马让给病号或用来驮公物，自己同学员们一起徒步行军。”在董必武的带动和影响下，很多学员耳濡目染，也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董必武不仅生活上艰苦奋斗，而且在学习上也堪称楷模。他常对人说，“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又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就是我的学习信条”。他特别反对抄袭书本，装腔作势，自欺欺人的作风，认为学习革命理论后，必须躬行实践，身体力行。长征路上，即使处处充满艰险，董必武也时刻不忘学习，经常会在休息时取出书看一会儿。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不仅给学员授课，而且自己还坚持不懈地学习，在马列理论学习方面达到了很深造诣。

此外，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董必武还经常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在团结同志、统一思想方面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党校和中央党校合并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细。鉴于部分同志对于张国焘分裂党的本质认识不清，董必武对党校教员和学员反复进行了说明，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决不能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混为一谈。同时，他还教育原中央党校的学员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要尊重、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在董必武的努力下，中央党校呈现出了互相团结、互相学习的和谐气氛。

总之，董必武不仅是中央党校的老校长，而且还是干部教育工作的开拓者，为中央党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