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是名符其实的“将军县”。这里诞生了两位共和国主席，走出了223位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这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真正把红安“将军县”的光荣称号推向全国，使之家喻户晓，应该说与《解放军文艺》1985年发表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文章有较大的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家具有影响力的文艺杂志，首次以中篇报告文学形式，全面深度报道“将军县”红安的第一次。
   1984年春，所国心、董滨两位青年作家从北京来到红安采访。参观了红安革命博物馆、董必武故居，访问了李先念和陈锡联、韩先楚将军的家乡，还到了七里坪红四方面军诞生地和红二十五军重建地。沿途采访了部分红军老战士和部分将军老家的亲属。红土地上的所见所闻，深深感染了两位青年作家。离开红安后，两位作家又采访了红安在外的部分老首长、老将军，并查阅了大量有关红安的史料。
   1985年2月，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由所国心、董滨撰写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正式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极大的社会震撼力，“将军县”红安由此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红安，过去叫黄安，它位于大别山的东段。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战火纷飞中，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当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从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名将军，因而，人们誉称红安为“将军县”。

为红安籍的将军们——干杯

   198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由北京始发的专列开进了一个远离首都的车站。车上走下一群着将校军服的Ｘ国人……
   翌日，在武昌东湖侧畔的珞珈山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这位Ｘ国的国防部长被誉为“中国通”。他在讲话中说：“两天前记者曾问我，此次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来武汉？” 他用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随即话锋一转：“因为我是一个国防部长。因为武汉地处中原，自古乃是屯兵重地。还因为这里有一个将军的故乡，一个叫红安的县里出过二百二十三位将军……”。
   “中国通”果然名不虚传。“将军的故乡”，红安也当之无愧！他在掌声中端起酒杯：
   “我钦佩中国的将军，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因此，在这里我提议，为在座的周世忠将军——为二百二十三个红安籍将军的代表，干杯！”
乐队奏起《军队进行曲》。周世忠副司令员端起酒杯，向这位国防部长致意。他不仅想到了二百多个同乡籍的将军，也想到与了红安有着近似血缘关系的我军一代将帅：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在那先后持续了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红安以山田里的米粒、森林中的浆果，哺育了他们。而他们凭借这块土地，聚集起四十八万红安儿女，开辟了鄂豫皖苏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
   这都是历史了。
   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多年中，红安人把自己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来访的外国人，告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戴着柳盔帽的越南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夹克衫里揣着《格瓦拉日记》的玻里维亚人……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带着满腔虔诚来到红安，拜访心目中的“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贫穷的富翁

  “狼坡”……“熊窝”……“鹰嘴石”……
   古老的乡曲中一串古老的音符。
   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村名，记载着从这块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上溯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间，最先来到这里垦荒种地，建立村庄的人们，一年四季，与风灾、干旱、洪水和饥饿抗争，他们无暇考虑为村子命名，许多村名是自然得来的：有的以劳动生息在此地的整个氏族的姓名命名，如张家湾、王家大屋；有的就是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如猴湾、野猪岗；而更多的村庄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勤劳山民的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如洪水冲、埋人沟、望天畈……
几千年来，红安人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精神，与大自然抗争，在饥饿中生存、繁衍下来。红安人那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仿佛一种遗传基因，  它即使不在儿子身上，也一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孕育出红安人那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在红安县北的山村里，至今恪守着一种习俗，就是无论谁猎到什么野味，都要举行全村的庆祝活动，叫做祭山。各村举行祭山的方式虽不相同，但其结果都是一样：全村老少共同把猎物吃光。其理由是，既然你的猎物是山神的礼物，那么，所有的乡亲就都可以到你这儿来作客，而当人家有猎物时，你同样也可以去参加。而上方寺村主持这项活动的“祭主”，竟是一个五二年回乡的老红军张祖富，上方寺的人不分老幼都叫他张大爹。
   上方寺，是天台山下一个被葛藤包围的小山村。十六间红松为梁、青石垒墙的小屋，都只有一扇窗子，窗棂上盘绕着沿墙而上的葛藤的枝蔓。葛藤，果可入药，根能充饥……对上方寺的群众来说，在红军时代、建国之初和大跃进年月里，都曾经成为他们的主粮。山里人时时受到大自然的抑制，自然的力量威慑一切，山民们老是在期待某一种变化并思慕另一种生活。正是这种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魂牵梦萦，使山民们得以忍受艰辛的现实生活，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许，张祖富正是秉承了山民这种剽悍的性格，才不无遗憾地从城里回到山里并凭着他精湛的枪法，成为天台区各村寨“祭山”会上的显赫人物。
   “我喜欢打野猪。你们晓得么，在你面前的不是只山兔，而是一头真正凶猛的野兽。那有多带劲呃！”“我打野猪，是用嗥叫声来诱惑它们的。我会学野猪叫，学得很象，你们听了，简直会把我当作真野猪来打呢！”说着，他用两手在腰间拍了拍，开怀大笑。
   五九年至六二年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饥饿时期”。这三年中，张祖富有一大半时间蹲在山里狩猎。每当他从山上捎下“来人抬吃食”的口信后，全村就象在庆祝一个盛大节日。男人、妇女和孩子一起忙活起来。
   队办食堂垮了，但那张大饭桌——用一劈两半的粗大云杉原木拼成的桌面，仍然那么结实。现在即将在它上面进行的，是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聚餐。劈好的柴棒被搬到三脚大铁架旁，三脚大铁架是支锅用的，上面悬着两只粗重而结实的铁钩。接着，人们用苕帚和细沙擦洗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锅，直到把锅擦得锃光发亮。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来——啦！”
   “来啦！来啦！来啦！”
   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一齐沿着山路跑去迎接张祖富进村。这时的张祖富就是一位将军下达着命令，指挥人们将野猪拉到小河边，退毛的，剥皮的，开膛的，烧火的，有条不紊地忙活开了。
   大锅里的水煮开了。月桂叶和花椒随着沸水翻滚。这时，张祖富把一大筐猪肉哗啦啦倒进锅里。隔不多久，星星点点的油花就浮到汤面上。接着，就有一两块野猪肉升腾而起又翻转而下。……一股鲜美的香味弥漫开来。最后，张祖富精神振奋，站在大锅旁，拿着一把铁勺，为每个乡亲分配一份野猪肉羹。当他最后一次从锅里捞起残汤碎骨，倒进一只搪瓷碗时，正在忘情吃喝野猪肉羹的人们，都会停止咀嚼，面带愧色地望着这位老人……

种籽

   在红安这五光十色的林带里，有一种树叫火松，红安人称他“将军树”。
   “将军树”的名称来自一位将军，他叫曾昭科，当过少将师长、省水利厅副厅长。一九五七年冬，他带着四百多名省机关下放干部来到天台山，开辟一个新林场。

   临行前，曾昭科的老旅长、省长张体学对他说：“当年，我们在那里打仗，让人家搞了‘三光’。如今，我们要还上这个帐，红安的山不绿，你就莫给我下来！”
   曾昭科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带领人们住茅棚、挤火铺，三九天上山刨鱼鳞坑。两年后，天台山上添了一片新绿，站立起两百多万棵幼树。
   “十年树木”，一棵树苗种下后，需要长期的等待，曾昭科却没有这个耐性。他掏出自己全部积蓄，托人从苏联买回来十箱火松种子，火松是速生树，五年能长到十米，而普通松树长这么高，需要四十年。这十箱种籽在曾昭科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春天下种的时节。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曾昭科被打成右派，因为他竟敢挡“钢铁元帅”的驾，对来林场砍树炼钢的人抄起了枪！
   他被撤了职。在他的小茅屋里，只剩下一枚军功章和十箱种籽。这十箱种籽也被判了死刑，在苏区的土地上，岂能让“修正主义”的种子发芽！
   在其后的十四年中，曾昭科守着这十箱种子艰难度日。火松种子是可以吃的。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吃掉这些种子有谁责怪他呢？然而，即使在曾昭科靠稀粥菜汤果腹时，他也没有动过一粒。一九六一年的春节，他的小儿子偷偷地打开箱子，装了一帽子种子下山换麦芽糖，曾昭科追下了山，从孩子手里夺回种子。他抬起了手，但看到孩子瘦黄的小脸，却打不下去。他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地到小摊子上，脱下身的毛背心，换来半斤麦芽糖……
   这十箱种子是将军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夏天，曾昭科同志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但他给故乡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献礼。如今，天台山林场，曾昭科留下的火松种，已经变成了大片的速生林，长成了几万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在曾昭科同志的坟前，我们看见了四棵高大的火松。四棵树的树冠连成一片，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将忠魂笼罩在浓荫下。
   我们抚摸着火松的躯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莫将心事和泪说

   在红安县统计局，我见到这样一组数据：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红安共上交公粮十八亿九千五百四十六万斤。
   这是一个苏区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县是可免交公粮的。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县委领导、一般干部和普通农民提出“为什么”，回答几乎是相同的：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国家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从他肩上减轻些压力！
   红安人做到了这一点！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那三年里，连遭干旱和水涝袭击的红安土地上，从县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祖国度过难关提供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大热能——一亿六千万斤粮食。六零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一九八一年冬的一天……
   大西河畔的新集镇头，纷扬的大雪中，韩先楚的座车被人拦住了。久候多时的公社干部们抖落着一身雪片，把将军请进了生着炭火的公社办公室，他们请将军提出想见哪位乡亲，他们把接到这里来。
   盛情难却，韩先楚同意了。他望望窗外的大雪，说：“这不是出门的天气，莫叫多人了，就叫海洲来吧。”大概是韩先楚又记起了那笔旧帐：将军至今还欠着农民吴海洲四斗谷子，那是他五十年前当红军时借下的军粮。四九年大军南下，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重返故乡，他来到吴海洲家里，从皮包里取出三支钢笔：“听说，你有三个机灵的伢子？”吴海洲点点头。“这三支钢笔你收下吧，叫伢子好好念书。”吴海洲顿时连声道谢。这倒不是他贪图几支钢笔，而是韩军长还记得他这一家。接着，韩先楚提起了那四斗谷子的陈年宿债。吴海洲冒火了！他认为这是太小瞧他了。他告诉韩先楚，家乡土改了，有了牛也有了地，这地只要舍得花力气，种啥长啥，而力气他有的是。最后，吴海洲得意地对韩先楚说：那张借条我保存好，那上头有你韩军长的签名，日后要留着作个“想头”。当时的吴海洲是那样认真地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
吴海洲被接到公社，他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着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喜气。他同将军的交谈是不拘礼节的：
   “你家还烧闷烟灶吗？你老婆的眼是熏瞎的吧？”
   “那是害病害的，么子熏瞎的。”
   “你怕烧不（火葬）？不怕，就到我屋里去住。
   “眼下乡里富起来罗，你莫操心。”
   “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
   韩先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富起来”的农民，军装里面的肩胛骨在打哆嗦，一双冻得开裂的大手上结着血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冷，山里人就是经冷，你安心在京城做官吧。”
   韩先楚完全明白了，“走，海洲，我到你家瞄瞄去。”将军这次是下命令了。
   韩先楚的故乡吴家嘴村，三十来间房屋拥挤在大山的一道沟壑里。吴海洲领着将军走下山坡，用大得出奇的嗓门通知屋里的人：“昌荣，韩司令来啦！”
屋里的人们忙着收拾起来。然而。炕上那床破渔网式的棉絮，再怎么“收拾”也不会让人顺眼，韩先楚走进屋里，向女主人问好。吴海洲的女人缓缓转过身来，将双手盖在衣襟的补丁上，仿佛要用这双干枯的手遮住贫寒，抵挡将军的目光。
   ``````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传达了他的命令：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四天后，将军得到回声：五万件军大衣已经发出。当然，乡亲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一个雪后放睛的上午，韩先楚悄悄离开了红安，当车子路过新集镇时，吴家嘴的乡亲们早已闻讯守候在路旁，将军走下车子，乡亲们围拢来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灼热的目光。
   “韩司令，乡亲们让我说两句，你事忙，难得回家一趟，却为我们费这大的神，乡亲们过意不去呵！我们感谢解放军、感激你的好心……”吴海洲老人说着说着啜泣起来。
   这仅是五万件旧军大衣，况且还在运输途中，况且还要在五十五万人中分配……多么好的乡亲呵，为了他们我应该回来！一阵苦闷刺痛了韩先楚，他突然忑忐不安起来，心在撕扯，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这个上将司令员知道自己需要吞服一片硝酸甘油了，但当着众乡亲的面，吞药片太不象样了。他应该永远是健康的，是强壮的，因为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出于良心的义务还没有尽！他忍住疼痛，鼻子出着粗气，闷声闷气地说：
   “乡亲们，不要谢我，哪个都不要谢，一件旧军大衣算得个么事？你们早就有权得到它——包括比它更好的衣、食、住。早在你们刚知道红军的时候你们就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小的儿子，都奉献给革命。早在那时候，你们就有权得到它……然而，你们到现在……现在还没得到它，我愧对父老乡亲！……”
韩先楚哽咽了。将军的责任感同老苏区人民的责任感，在泪水中溶在一起了。

及　时　雨

   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红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报告了家乡的喜讯：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产量突破了五亿斤。
   李主席问：“莫光讲粮，还有票子呢？”
   李家宏汇报说：“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怜啊！有粮吃了，可还买不起收音机，看不上电视。”李主席的目光向与会者扫了一周，缓缓地说：“一个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气，就侧着身子倒在床上。这种生活不变，哪个鬼才想去种田！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粮食产量——因为土地有限，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当李家宏带着国家主席的忧虑回到红安时，县委已提出了向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突进的目标。
   李主席的告诫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县农科所算了一笔帐：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每增产一斤粮食，就要倒贴两角壹分钱，五千万斤就要赔上一千零五十万元！
   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财政局纷纷算起了帐，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使县委震惊了。
   当全县农业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五点八的幅度递增时，林牧业总产值却以百分之五点五的幅度递减，一加一减得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负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滥伐滥垦，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万方沃土被冲走，河床增高，几条主要河流已经淤塞，被迫封航……
   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搞粮，却搞了个山穷水尽！
   县委的疑问也是将军们的疑问。北京军区罗应怀副政委在对家乡作了调查分析后，和县委的同志交换了认识，他认为：红安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这在革命战争中是个优势，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是个劣势。而毁林开荒，破坏生态平衡，人为地扩大了劣势。老苏区人民觉悟高，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本来是个优势，但是，那些“左”的东西在这里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使红安成为“左”的重灾区，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罗应怀将军认为，这是红安的悲剧，县委应该下决心结束这个悲剧。
   红安就象它境内的倒水河，平时缓缓地流着，而一场大雨过后，它便会陡然改变了平静，十分壮观地奔腾起来。
   红安需要一场及时雨。
   民声就是天声。在北京，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程子华、陈锡联、罗应怀等同志，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家乡红安的情况，提出了建议。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每一条、每一款，都是红安县委的同志们所盼望的。有了这场及时雨，红安的山山水水将会注入多少勃勃生气啊！

月是故乡明

   一九八四十月一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军乐齐奏，礼炮轰鸣，铁阵如云……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车驰过来了，一位虎气生生的将军驱车上前：“军委主席，阅兵部队准备完毕请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多么威严的虎将，多么熟悉的乡音！拔山盖世，豪气纵横！
   虎将，虎气，虎威，这是今天的秦司令。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十六年前吧——
   在武汉，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家里，秦基伟发开的牢骚：“狗娘养的，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回家种田！”
   一阵沉默。
   “行！”张体学省长顿了顿，“你坐我的车去。”
   “莫惹麻烦呃。我是死老虎了，长途车站打张票就行了……”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几次断然拒绝支持“左派”之后，被“打倒在地了”，被打发到江西某农场劳动改造，途经武汉时，突然动念想回红安看看。
   开往七里坪的班车载着将军、颠簸着钻进了群山的怀抱。秋风送爽，乌斛叶红似火，景致仿佛同五十年前的一样，一点没变。秦基伟记得，这山上有一个“红军洞”，洞里天然形成的石笋，就象一把把直立在地上的尖刀。当年，红军掉队伤员总是拼着命往洞里爬，只要一进洞子，  不论白匪封锁得多严，乡亲们总会从某个秘密通道摸进洞里，带来水、粮和草药……班车在山路上晃动着，象一个筛子，把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地筛了出来。
   盐店河到了，将军赤足涉过河，便象当年那样把鞋垫到屁股底下，坐在一块小石头上喘息，眺望着在山凹里半露半藏的秦罗庄。秦基伟在想：也许，这戎马一生的句号就要打在这里了，一块山田，一把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老死！
   凭着门前的那棵老檀树，将军认出了自己的家门，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铜锁。他不抱任何希望，把手伸进门框后一根原木的凹槽里。啊，钥匙仍然放在这儿！他高兴得几乎喊起来，五十年前他在家时，钥匙就是藏在这个地方的。
   将军环顾着久别的家。这里一切都和以前差不多，灶台、家具、水缸都放在老地方。在正面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许多亲人的相片，其中，秦基伟穿将军服的相片十分醒目。
   “我回来了……”寂静中，门响了一下，走进一个年轻人：“你找准咯？”
   将军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嗫嚅道：“我是秦基伟……”“哎呀！您是秦司令啊！您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小伙子跑出去了，不一会，队干部赶来了，老哥老嫂子们赶来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乡亲们都来了，秦罗庄喧闹起来。
   晚饭摆开了，有蒸肉糕、烩鱼卷、炒地菜干，还有绿豆粑、泥鳅汤，都是将军喜欢吃的家乡菜。秦基伟和乡亲们一起喝了两罐子米酒，吃了好多美味的豆粑卷，变得对世界上一切都十分满意了。
   这时，门外有人唤起将军的小名：“秦伢子回来了？”一位老妈妈拄着拐杖进了屋。秦基伟连忙扶她坐下，问候道：“刘太婆，您老好啊！”老妈妈喊道，“告诉我，我的柱子还在队伍上吗？”“您说什么？！”秦基伟惊诧了。他记得，柱子牺牲在长征路上了。队干部连忙拉了秦基伟一把，低声说：“柱子牺牲后，她就疯了。”“秦伢子，我的柱子还跟你在队伍上吗？”太婆追问道。“太婆，”秦基伟贴在她的耳边回答道，“您的柱子还跟我在一个队伍上。”
   “替我照看他，他肠肚不好，莫让他沾生瓜枣。”老妈妈叮嘱道。
   秦基伟赶紧转过脸去，强忍着泪水。
   他推开窗扇，背对众人伫立着。窗外，松林低啸，一阵微凉的秋风吹来，使人精神一振，在朦胧的月光下，秦基伟猛地看到屋后松林边有个背枪的民兵！
队干部连忙解释道：“秦司令，您这次回来没带保卫，眼下乡里也搞‘战斗队’、‘造反队’的，我们要对首长的安全负责！”
   秦基伟不由感慨起来，他已是无须保卫，也不必看守的“死老虎”了。然而，在这里，他依然是个将军……
   夜深了，乡亲们散光了。一位大婶将一个金黄的大柿子塞给秦基伟。他捧着柿子送走了大婶。就在这秋夜的宁静中，将军忽然听到了在记忆中十分久远但又十分耳熟的声音：叮铃，叮铃……
   秦基伟循声走近一棵老檀树，树上吊着的一对铁环正在风中叮铃作响。将军猛地扑到树下，抓住铁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那远逝的岁月里，这对铁环曾吊着将军的摇篮，母亲的催眠曲，大别山的风，轻轻摇晃着婴儿……秦基伟坐在树下的条石上，这铁环还在叮铃作响，它要告诉将军什么呢？莫非母亲对儿子有什么嘱咐吗……
   秦基伟是秦罗庄出去当红军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当年带走的一百多弟兄，都相继倒在异乡的土地上，只有他活着，只有他当上了司令，成了将军。“这是一百个战士换来的将军！”秦罗庄乡亲们一直以他为全村的骄傲。
   在故乡这宁静的秋夜里，在老檀树下，秦基伟将军一直坐到三更天，那铁环声、那秋虫鸣叫声，伴着将军苦苦地咀嚼着过去的往事……
   翌日晨，秦基伟突然决定要走了，他的侄子秦钜昌送他上路。
   他们来到山坡上，红军将士的墓碑在这里排列着，整齐得跟阅兵方队一样。将军在墓群间走着，突然在杂草丛中，他看到了一株望魂花——叶片上寒露欲滴，花瓣殷红殷红。这鲜血滋润的望魂花哟。秦基伟弯下腰，伸手去触摸花朵，将军滚烫的泪，落在花瓣上，和那露珠溶在一起……
   秦基伟直起腰来，深深地呼吸着乳汁股的雾气，好象要把大地的安宁、山花的芳香、山风的清爽，都吸进胸间。
   忽然秦基伟对侄子说：“钜昌，你喜欢山谷里的回声吗？”
   “喜欢。”
   说罢，秦基伟向前跨出两步，昂起头颅，象一只吟风的猛虎：
   “啊！啊霍！啊霍！”山谷中撞击着将军雄浑的呐喊，一声接一声，如山崩，如海啸，此起彼伏，久久激荡。
   秦基伟感到自己的心在颤动。他离开故乡，但没有去江西，他上了北京，找到徐向前元帅，见面第一句话：“我人还在，心不死，我还要干……”

国家主席的感慨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在县城通往高桥的公路上，奔驰着一辆面包车。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陪同人员在车座上摇晃着。他们天南地北地闲说着。谈稻谷的收成，谈荒山造林，谈花生会不会歉收。李先念嘴上议论这些事情，心里却象几只猫在乱抓一样难受——他对家乡的生活曾经有过多少美好的设想啊！然而，今天……
   车到占店镇，李主席下了车，他坚持步行回老家李家大屋。他走的是一条田间小道，这条小道叫李王氏小道，它的名字来源于李先念母亲的名字。当年，母亲踏着这条小道给在山上打游击的儿子送饭，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乡亲们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她一样在这小道上走这么多的路。
   李先念默默地走着，看着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小道，找寻着母亲的足迹。
   儿子在母亲的小道上走着。就是在这条路上，五十多年前，他常常天不亮匆匆去赶部队，晚上悄悄回家……一声带着惊喜的呼唤、一碟飘着桂花蜜的米酒和那闪闪的泪花……这就是母亲所表示出的一切。那时母亲总是问他：“累了吧，伢子？”临走时，乡亲们总是把从嘴里抠出来的谷米、盐巴装满他的粮袋。以后，他走远了，但故乡始终没有离开他，在反围剿的拼杀中，在西路军的征途上，在中原突围的血战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故乡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
   这位昔日的小木匠，今天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知不觉走完了八里乡道来到村口，他放慢了脚步，往事的潮水在他的心头奔腾，而这里就是他生命之河的源头。
他走向村边的一块小田，对陪同人员说：“那是我种过的田，走，过去看目的地。”
   田里的中稻苗烯叶黄。一个后生正在田里除草。
   李先念问道：“这田怕是没晒过，也没下草木灰吧？
   后生没抬头，“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不晒田，不下草木灰，把田都种板了，哪里收得上谷来？”
   李先念思索着离开了田埂。李先念边走边说：“这田盘得过细，一年收十担谷是轻飘飘的事。那时，我交了田租，还落得五担谷呢！”
   在家门口，他停住了脚步。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来了。
   李先念看着这些人，似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这就是五十年前，一起淘气的小伙伴们？这就是那些往山洞里给他送饭的大嫂子、小媳妇们？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他们，他最亲的亲人们，现在他们围坐他身边，还象当年打听战况一样，问个没完。
   “听说安徽乡里把田分了，都搞发富了呢。”
   “你们也分啊，哪个不让你们分呢？”
   “你上头不发话，下头心悬着哩。”
   “你把那个心宽宽地放到肚子里去，该分就分了拉倒。”
   “先念，中时到我屋吃鸡去。”
   “你那个鸡留给鬼吃去，六三年在你屋里喝了一碗茶，你硬是敲了我一台拖拉机，你是要捉我放血咧！”
   “先念，分田这话可做数？”
   “要是我扯白，你就到中南海门口去丢我的人，就说我说的话不如屁！”
   “你几时再回呢？”
   “你们不撤那个纪念室，我是不回屋的。你们是咒我死哟，死人才搞这个名堂！你们把心事生到发家上，把乡里搞发富了，我就引几个外国佬回来看看，你们脸上有光，我李先念也有光罗！”????????????????
   李先念说着，走到屋外，兴致勃勃地和乡亲们合了个影。
   他别了乡亲们，心旷神怡地走在归途上，清风送爽，一曲山歌从远处隐隐约约地飘来。
   “麻窝草鞋亲手编哟，送给我哥红军穿哟……”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

无情的真情人

   在红安县纪委书记林惠基上任的第一天接到一个来自成都军区的电话，话筒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谢正荣。”
   “您好，谢副司令。”林惠基答道。他马上猜到了这位成都军区副司令将要谈的内容，就在他身后的档案柜里，放着谢正荣侄子的卷宗——贪污党费二十元。
   果然不出他所料，谢正荣开门见山就问到他的侄子：“请问，你们准备怎样处理谢ＸＸ？”林惠基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我们给他严重警告，首长有什么意见吗？”
   “有意见！”谢正荣大声说。
   林惠基没有吭声。于是，话筒里又传出谢正荣严厉的声音：“应该开除他的党籍！”
   林惠基震惊了。他讷讷道：“首长，他毕竟只搞了二十块钱，开除党籍太重了……”
   “重？在战争年代搞这种名堂，老子就要杀他的头！为了二十块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人。”
   放下电话，这位县纪委书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将军的告诫使他意识到：今天他们捍卫的，不仅是当代，而且还有老一代的事业。
   在红安人的生活中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摆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如果谁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党和红军的利益，他的父母会诅咒他，妻子会忘记他，儿女会改名换姓，这样的人在红安人心中是没有地位的。
   这就是红安的骨气，这就是红安的乡风。从谢正荣将军口中，林惠基感受到了这种凛然正气，感受到了无情中的真情。
   这一年，县纪委在林惠基的带领下，查处了一百零六起违纪案件，使全县的党风有了初步的好转。

他与故乡同在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年近八旬的董必武副主席偕夫人回到红安。
   大病初愈的董老，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活了起来，看亲、访友、作客、谈天，大碗的米酒，放声的说笑，在这里，他不是国家领导人，只是一个归来的游子，人们和他称兄道弟，叙旧忆往。直到深更半夜，在秘书和夫人何莲芝的再三催促下，董老才回到卧室入睡。
   凌晨，何莲芝一觉醒来，发现董老不在屋内。她找到平台上，看见董老正伫立在这里，对远方的群山沉思。董老心潮起伏。他在倾听着，倾听着大自然那赤子般纯洁心灵的搏动。
   时间在前进。东方，山岗起伏的脊峰上泛出一片玫瑰色，山谷的上空飘荡着轻薄、透明的晨雾。突然，董老以极其低微的声音告诉何莲芝：
   “儿时，不晓得为什么事我总觉得，喏，在那儿，在山顶上有一个仙境，在这仙境上有个奇妙的湾子，在那地方，人快活得象神仙。”
   回到屋里，董老对何莲芝讲着自己的童年时代，讲着那时候的一切和今天的不同。那时候，河和塘都深些，鱼也大些，味道也美些。山上的蘑菇采都采不完！而树林也密些！可如今呢？那时候，山高一些，河要宽一些，霜露呀，大水呀，还有沟沟渠渠坑坑洼洼，常年不消。如今呢？一转眼就干掉了……“还有那些秧鸡。  从前，它们一叫就是一整夜。可如今呢？就象要咽气似的……”
   孩子的楚是最甜的，孩子的想象是最美的，孩子眼中的世界是最神奇的。它是一股欢快的清泉，它是一束温暖的光线，它是一座神奇的宫殿，它珍藏在我们敬爱的董老心中。孩子的故乡，永远是纯洁无假的。
   翌日，一辆轿车载着董老前往天台山。他要去看看童年的“仙境”。
   细雨蒙蒙的山路上，汽车转了一个弯开始爬坡了。
   “停一停！”董老对司机说：“在这儿停一停。”他下了车，往回走去，迎上了一位挎着竹蓝子、弯腰曲背的老婆婆。他搀扶着她，说了几句话，就把她请上了车。
   车内，董老与老妈妈拉开了家常。
   “太婆，请问高寿啊？”
   “八十挂零了。”
   “您老有福啊！是去看儿了，还是看孙子啊？”
   “看幺儿子。”
   “老幺有多大了？”
   “要是活到今日，也该有四十了……”
   “是红军烈士？”
   老妈妈点点头，叹道：“这几时，我日里想他夜里梦他，想揪心了，就去给他烧烧纸，祭祭坟。”
   老妈妈说着，揭开了竹蓝上的盖布，蓝子里放着鸡蛋、绿豆粑和一叠纸钱。
   看着这些祭品，陪同的县干部紧张了，当场批评道：“大娘这搞不得呢！这可是封建残余啊！”
   老妈妈惊慌了，她默默地盖上竹蓝子，不安地看着车内的人。
   一向和蔼的董老板起了脸，严肃地说：“我看缺乏礼貌也是封建残余，这个老人不也忍了嘛！”
   车内沉默了。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跳动着，老妈妈摇摇晃晃地靠在车后座上睡着了。
   董老见状忙摇上了车窗，轻声叮嘱司机：“开慢一点，稳一点。”
   汽车开到烈士陵园，缓缓地停下了。老妈妈该下车了。随员欲叫醒她，被董老阻止了。
   董老走下车来，轻轻地关上车门，对随行人员说：“都下来晒晒太阳吧，让老妈妈睡一会儿，她太累了。”
   雨过天晴，风儿吹落了树上的雨滴，就象儿子在为慈母拂去脸上的泪珠。
   一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里守候一位历尽沧桑的老母亲。他站在山坡上，眼神忧郁疲惫，风衣的领子被风撩起，贴在脸上。
   在他身后的汽车内，老妈妈睡得正香，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甜甜的笑纹。
   她象谁？她让董老想到了什么？
   母亲！那个也是穿着一样的粗布褂子，也是一样干瘦的母亲。正是母亲把他董必武一下子带到了大千世界上，给他送来了兄弟姐妹，田园村舍，飞鸟游鱼，草木鲜果；正是这些瘦小的母亲，养育出一代巨人，给他们山的巍峨，海的辽阔，雪的雅洁，风的吟哦，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的赐予！应该热爱母亲，体恤她，报答她的恩赐。
在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筹备处，我们听到了董必武主席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床前录音。
   在沉重的呼吸和喘息声中，传出了董老冥冥中的絮语：“……红安……家……家乡好……”
   多么深沉的爱，多么纯洁的赤子之心！
   家乡好啊，家乡亲！
   历史告诉人们：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两百多个将军。他们是飘飞于大千世界的一片片绿叶，但和红安这株生命之树，却永远根茎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