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当年流传在长安县引驾回等地的一句民谣。

农历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这天，我们红二十五军以极其突然之行动，经由商县杨家斜、蓝田县石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出山后，全歼蓝田县焦岱、长安县引驾回等地民团，前锋直抵西安城南20余里之韦曲、杜曲等地。与此同时，还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动贫苦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使敌人在西北地区进攻红军的总后方——西安城内，极为震动。当时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之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了行动。城内也一片混乱，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另一方面，这一行动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西安近郊的广大群众，部队本身则得到了物资补充，并扩大新兵300多名。

红二十五军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当时全国的斗争形势不甚了解。只是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境集结，妄图将我主力红军围堵消灭于川西地区。对红二十五军来说，此时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战略行动的抉择！

恰在这关键时刻，7月15日，即威逼西安的第三天，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从上海经由西安到达军部驻地子午镇，沿途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及时送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可靠消息。当天晚上，省委立即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时认为“主力（红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特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是当前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省委同时也考虑到陕南的实际情况，认为袁家沟口战斗的胜利，“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到最后的全部胜利”；加之敌人实行“围剿”的兵力有增无减，形势仍很严重。为了谋求新的战略出路，原来就曾有过北上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的行动意图。吴焕先同志当时就曾讲过，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西北方胜利会师，我们南北两支红军也可以携起手来，集中行动作战。至此、省委当机立断地提出：红二十五军“目前首先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的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去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于是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主力红军抗日北上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与此同时，会议还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各路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

我军威逼静宁后，于15日进入静宁县城以北50里的兴隆镇，作短暂休整。17日，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大部，活捉了伪县长和保安团长，并以缴获的部分衣物被服，救济贫苦百姓。当日黄昏，我军连夜翻越六盘山，继续沿西兰公路向东挺进。18日，进至瓦亭附近时，与由固原赶来堵截之敌三十五师一部遭遇，经过激战，终将敌人击退，毙伤敌数十名，缴获战马数十匹，并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等地。19日，乘胜逼近平凉县城。

这时，坐镇平凉城的敌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一O五旅一部增援平凉，一面令师属骑兵团及一O四旅二O八团，分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镇，向泾川县城集中。敌人妄图将我军逐出陇东地区。我军为了继续牵制敌人，于20日由泾河北岸绕过平凉县城，随后又从平凉以东之四十里铺南渡泾河，沿公路进至白水镇。这时，敌一O五旅三个步兵营尾追而来，敌师长马鸿宾乘一辆“万国牌”大汽车，亲自随军督战。傍晚时分，我军回头阻击敌人，冒雨抢占打虎沟高地，将敌人全部打垮，歼其一个多营。亲至马莲铺督战的马鸿宾险些被我军生擒。

战后，我军连夜又赶到白水镇，稍事休整。8月21日拂晓，继续冒雨东进。沿着泾河南岸的泥泞公路，急行军40余里，到达泾川县城以西十余里的王村。这时，得悉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和一O四旅二O八团已经到达泾川县城，对我军进行堵击。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情况十分严重。接连下了两天大雨，公路以北的泾河水涨势很猛，部队再要北渡泾河已很困难；而在公路南面，则又被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所阻，几乎毫无回旋余地。在此危急时刻，军领导果断决定暂时离开公路，翻过南面的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汭河，摆出一副佯攻灵台的态势，给敌造成急于“夺路入陕”的错觉，实则西去威逼崇信县城，仍然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并积极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

于是，部队由王村爬上王母宫塬。这是一座地势突兀的黄土高塬，位于泾河与汭河之间，由西向东蜿蜒而来。南面的崖壁底下，便是奔流不息的汭河水，据说汭河水平时流动缓慢，深不过膝，可以徒涉而过。眼下，因为大雨滂沱，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在岸边指挥部队渡河。他浑身衣服全都被雨水湿透，紧紧贴在身上，满脸都滚着水珠，面孔变得铁青。他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实行警戒，防止敌人突袭。等到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河时，山洪突然暴发，有几个战士不幸被洪峰卷走。吴焕先一看情况严重，马上命令停止渡过，抢救落水的战士。这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行李挑担、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随同医院行动的伤病员，全都拥挤在汭河北岸， ··· 这是多么紧迫而又艰难的时刻啊！

正在这时，王母宫塬上猛然响起了枪声。敌一O四旅二O八团1000余人，在一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乘机向我突袭而来。在塬上四坡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第三营，首先与敌人接触，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跟敌人展开激战。这时，我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汭河，难以回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如不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军领导立刻命令二二三团第一、二营全部投入战斗，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在此危急关头，吴焕先政委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从右翼截击敌人。他们抄着一条隐蔽小路，一鼓作气地从河边奔上塬顶，恰好插入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迅速占领几座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吴焕先政委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与此同时，我二二三团三个营，在几挺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只顾向四坡村发动围攻的敌人，没想到忽然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在我前后夹击之下，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军政委吴焕先，身上负了重伤。指战员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更加激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一个个悲痛至极，怒火万丈，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终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予以歼灭，毙敌团长马开基。

王母宫塬上的一场恶战，就这样胜利结束了。但是，指战员们并没有感到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盈眶。因为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就停止了呼吸·····巍巍耸立的王母宫塬上，阴云低垂，风雨声咽。被烈士鲜血染过的几簇小草，滚动着一滴滴泪珠，仿佛也在为烈士垂泪致哀······

为了继续牵制和迷惑敌人，我军直逼灵台方向，佯作“夺路入陕”之状。敌人原以为这支“疲惫之师”，在到达泾河两岸时，必然要夺路进入陕北，没想到却掉头南下，进入灵台县境。我军的这一行动，敌人曾错误地认为：扰乱之师，飘忽不定；北去不成，而又“被迫流窜入陕”。于是，西安绥靖公署8月30日又发出电令：“严堵该匪窜陕”。尾追到达陇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这时也摆出一副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的架势。

其实，红二十五军除以少数部队在灵台附近虚张声势之外，主力则在灵台、崇信、陇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积极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部队所到之地，军领导都派手枪团四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打探消息，极力寻觅有关主力红军的北上动向。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又没有电台通讯，对主力红军正在过草地的行动消息，一无所悉。就在这时，敌情起了重大变化：猥集于陕甘边界陇县、清水、马鹿镇等地之敌一一三师，时刻都在窥测着我军的行迹，伺机而动；敌第三军十二师也从武山、甘谷一带移动而来；由兰州乘汽车驰援之敌第六师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敌三十五师仍继续向泾川方向集结调动，该师骑兵团一直跟追到什字镇，像条尾巴似的难以甩脱。军领导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确实消息，各路敌军日益集中逼近，对我形成合围夹击之势，我军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已很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继续作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十分不利，遂决定立即奔赴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8月30日，部队经华亭县安口窑转而北上。31日晚，由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继经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前进！

这时，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和步兵二一O团，一路上跟踪穷追。我军在经过西峰镇和翻越赤城塬时，曾两次打退敌人骑兵的尾追。9月4日晨，部队从板桥镇出发时，担任后卫的二二五团三营遭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在此时刻，徐海东指挥二营投入战斗，掩护三营突围。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恰在这时，我们二二五团一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掩护徐海东同志飞马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我们二二五团三营损失200余人，团长方炳仁同志壮烈牺牲。

之后，就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这一路人烟稀少，沿途无粮可筹，部队饥疲不堪，行进困难。全军都处在严重的饥饿威胁之中。不少营以上领导，都把自己的乘马宰了，为战士果腹充饥。正在十分困难之时，恰遇上一个赶羊商贩，军供给部如数买下四五百只羊，这才解除了严重的饥饿威胁，得以继续前进。

9月7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豹子川。省委在此开会，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全军总共3400余人。军领导对部队作了进入陕北苏区、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讲究礼节，遵守纪律，注意团结，虚心向兄弟的陕北红军学习。全体指战员都感到无比兴奋，信心倍增。

9月9日，部队进至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同志，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还印刷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支部的紧急通知》。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作休整后，经过四天行军，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三座县城，进行大小战斗十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追堵，终于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胜利完成长征。